1946年7月30日：华盛顿顾维钧大使陷电陈与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谈对华军援情形，原电称：“今日访美众议院外委会主席，谈及彼上月所拟对华军事援助华。据云，前经交委员会审查，原拟将该案报告众议院，可望记过。惟参议院方面，因我国目前情形，难望通过。彼意与其提而不获通过，不如作罢等语。谨电察核。”午，马歇尔特使谒谈，彼以昆明李闻被刺案，影响美舆论为虑，请公允许民主同盟之要求，组织三人调查委员会，由政府、民盟及美方各派一人，前往昆明共同调查。公告以此事之处置，为政府应尽之责，自应由政府负责调查，如调查结果公布后，彼等认为尚有怀疑之点，自可允许有关团体参加研究也。马歇尔亦以为然。马氏辞出后，公叹曰，“昆明李闻案发生，兀鹰对内对外，皆增加政府与余个人之困难，而反使共方在宣传上转败为胜，霍揆彰疏于防范，应负其责也。电昆明顾祝同总司令，询李闻案侦察情形。原电曰：“此案有否眉目，希即派唐纵或冷欣明日乘专机来牯报告。”附录顾祝同午世复电称：“此案已有眉目，详情由冷欣于冬日飞浔面呈。”
1946年7月31日：公自记本月反省录曰：“……(十二)昆明李闻被刺案在政治上增加政府甚大之困难。……”
1946年8月6日：晚课后周至柔，指示其迳飞昆明处理李闻被刺案。
1946年8月15日：华盛顿顾维钧大使十二日来电，转陈杜鲁门总统十日致公密函一件，说明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现状之态度，谓如中国内部问题之和平解决办法不即于短期表现真实进步，则其本人必须将美国立场重行审定。公阅后以美国外交政策谬误至此，甚感痛心也。
附杜鲁门总统八月十日来函译文如下：“本人自派马歇尔特使驻阁下左右后，对中国局面始终深切关注，现本人不能不作一结论，即马歇尔特使之努力，似未奏效，实深遗憾。本人深信马歇尔特使与阁下商谈中，曾对美国政府之整个态度与政策及有见解之美国舆论，正确奉告。近数月来之中国政情，迅趋恶化，实使美国人民深感忧虑，美国故继续希望中国在阁下领导之下，仍能成为民主强盛之国家，然最近局势之发展，使人不能不认为国共两党中均有极端分子，各顾私利，阻碍中国人民之愿望。本人不敢不竭诚奉告者，一月三十一日政治会议所拟订协定，曾为美国方面所欢迎，而认为远见之举，可使达成统一与民主之中国，但美国对该协定之未采取切实步骤，使其实行，殊感失望。现此点渐为美国对中国前途展望之重要因素，兹以中国内争日炽，尤以新闻刊布自由及智识界发表开明言论等举，日见加强压迫之趋势，故美国舆论之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应予重加检讨者渐见增多。最近昆明发现有声望之教育阶层人士惨被暗杀案件，美国人民未尝无闻，此案责任属谁，姑且勿论，其结果适使美国人民对中国局势益加注视，且信中国对社会问题，不采民主方法，仍欲凭藉武力，利用军队或特务警察，以求解决。吾人对于中国国民期望和平民主之信心，虽已屡近来发生事端所动摇，然尚未泯灭，美国政府仍坚持协助中国，俾能于真正民主政府之下，建立和平与稳定经济。然照此间观感，中国国民之期望，为黩武军人及少数政治反动分子所遏阻，此辈不明现时代之开明趋向，对国家福利之推进，不惜予以阻挠。此种情势，实为国民所深厌恶，倘若中国内部之和平解决，不能于短期内表现真实进步，则美国舆论对中国之宽宏慷慨态度，势难继续，且本人必须将美国立场重行审定，本人深望阁下能于最近期内惠予好音，使贵我两国间所相互宣布之目的，易致完成。”
顾维钧电文陈，美总统密函之用意，在望我方此时有所表示，采一切实步骤，原电称：“顷电呈美总统密函，计邀钧鉴，经向美方征询此举用意，似重在我方此时有所表示，采一切实步骤，而反应共党方面缺乏庆彰。此在我策略上亦属不可少也。此间美外部发言人告新闻记者，谓美陆战队拟继续驻华，撤退之议未曾考虑，固若此时撤退，华北交通路线仍须保护，徒于国共间增多争执云云，可为佐证。惟如昆明惨案等，应预为防禁，以免授此间左倾分子以口实，而刺激美国舆论，更使美政府感觉应付困难。”
巴黎王世杰部长未寒电陈，对杜鲁门总统来函之意见，公批交陈布雷副秘书长研究。原电称：“……惟在目前马歇尔既经发表声明，倘我不采取若干步骤，致使马歇尔陷于完全失败状况，美国政府必采取若干不利于我之措施与声明，此则可使美国舆论再度逆转，因马歇尔为全美的信任之人望也。苏联尤必利用此形势，采取不利于我之措施，基于此种考虑，认为钧座对于中共问题，至少尚须更作六个月之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