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18日下午闻一多在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已在开明版《闻一多全集》所收季镇淮《闻一多年谱》中有所记载，王康在《闻一多传》中也有进一步的回忆。这里披露的是时任第五军政治部副主任吴思珩的回忆，其涉及这次座谈会的召集原因与经过时说早：在1944年闻一多、潘光旦等教授就“对青年学生的言论颇为偏激，经常诋毁中央，破坏政府威信”，邱清泉感到省政府、省党部、军队特别党部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等不敢斗争，只有附和，遂让他与查良钊接头，想办法了解闻一多等的思想言论到底激烈到什么程度。研究的结果，是由邱清泉出面邀请数位西南联大教授座谈，以达到了解他们政治态度的目的。吴思珩的回忆不完全符合史实，却是第五军当事者对闻一多与这次谈话会的唯一记载，故予以转载。文中说：
座谈会在卅三年十[八]月间于北较场举行，军方除邱军长、我，还有罗友伦、宋长治(当时为军法处长)共四人，教授有闻一多、冯友兰、杨西孟、潘光旦。座谈会以邱清泉为主席，讨论题目为反攻问题，当时日军正在攻打衡阳。座谈会中主席简单报告后，杨西孟以经济学专家立场发表很多对当前的财经问题看法。闻一多却不发一言，主席则无论如何要他发言，因为此会主要的目的就要了解他的思想态度。几经敦促后，他终于说道：“今天谈军事反攻问题，政治、经济各方面当然有关，但应以军事为首要，而在座则以主席为军事权威，在我发表意见之前，容我请教主席几个军事问题。”他随即问了四个很厉害的问题：“第一，衡阳是不是能守得住?第二，如果守不住，日军是不是继续前进?第三，如果继续前进则往哪一方向，是广西还是贵州?第四，如果往这个方向，则可能打到哪里?”对于这种问题，邱军长首先声明：“如果以我本身职务的立场，我是一个军长，为了军事的机密性，即使知道了，我也无法答复你，但好在今天是一个学术性的座谈会，我姑且以研究问题的性质来谈谈。”他随即坦率地答复：“第一，衡阳守不住!”当时衡阳是二○七师(方先觉)防守，邱军长以日我双方装备实力等着眼，说明我方守不住的理由。“第二，日人当然继续前进;第三，根据军事地理分析，继续前进以贵州之可能多于广西;第四，可能打到独山。”这是军长以军事眼光所作极为确切的结论。闻一多听完站起来，终于说：“今天我们各方面的专家都有，而军事方面只有主席是唯一的权威，现在听了主席的结论之后，我们谈反攻问题还谈什么呢?老实说，今天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已经没有希望，都得重新改革，换句话说，就是要造反!我们唯一还存有一点点希望的只剩下军事，而今连军事都已没有希望，日本人一打，我们就没办法守，那我们还谈什么呢!那么，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全面的造反，全面的革命!”在一个革命的营地里，他叫着要革命、要造反，其思想言论之偏激已可想而知。在座其它人都以惊奇恐慌的神色看他，既然要“全面造反”了，座谈会也开不下去了。吃中饭的时间，年轻的罗友伦(时为上校团长)拿着一杯酒敬他：“闻先生，我敬你一杯酒，你刚才说得很对，今天我们青年必须走一条路，你是知名的学者，应该指导我们青年人，究竟我们应该走哪条路，请你告诉我们!”罗逼问他，闻一多一时张口结舌面红耳赤不知如何作答。他的目的当然不是走三民主义的路，最后不欢而散。我补述这一段的目的，乃是要使后人了解西南联大当时师生的思想状况。当时西南联大的民主大同盟受了共党的渗透而成为其外围，从这个座谈会中他所发表的言论里，可以了解其激烈的程度，此后我们对西南联大闻一多这批人特别注意。(《吴思珩先生访问纪录·昆明学潮》，《口述历史》第8期，台湾“中央研究院”199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