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伯伟在《域外汉籍与唐诗学研究》(《学术月刊》2016年第10期)中指出：“陈伯海先生在《唐诗学史稿》的余论‘走向更新之路’中，特别举出了20世纪前半叶两位学者的功绩，即陈寅恪与闻一多，认为他们代表了两种‘较为成熟的学术范型’，前者称之为‘诗史互证’，后者则取名为‘诗思融会’。这无疑是一个精准的概括。然而对于一位成就突出的学者来说，任何概括都可能会有所遗漏。以闻一多而言，尽管他给学术界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论文中诗情与哲思的高度融合，然而成就其这一高度的基础，却是他在文献上的坚实功夫。12卷本《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有《唐诗编》3卷，涉及唐诗文献的辑佚、辨伪、去重、校勘、注释等一系列工作，而在辑佚和校勘部分，他使用的材料就包括域外汉籍，主要出自日本，有回流的汉籍如《翰林学士集》《庐山记》，也有日本人的著述106域外汉籍与唐诗学研究如《文镜秘府论》《千载佳句》等，还有英藏、法藏的敦煌资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都是当时的新材料。我们几乎可以把闻一多看成是用现代学术手段整理《全唐诗》的第一人，而从他开始，就已经注意到了域外汉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