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寒：闻一多的“五四”情结
闻一多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诗人、学者，坚定的民主战士，民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其爱国奋斗的一生与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紧密的文化思想脉络关系。
一、亲历——“五四”运动中的闻一多
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城内，以北京大学为发源地爆发了十三校学生爱国示威运动，学生们云集天安门，高喊“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示威游行中爱国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等，随后，军警逮捕学生代表。当晚，消息传到城郊的清华园，瞬间触动了闻一多，他悄悄地用毛笔抄写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词，贴在学校食堂的门口。5日早晨，大字报点燃了清华学生们的激情，清华学校沸腾起来，闻一多此举被视为清华学生响应“五四”的标志性事件。清华学生迅疾商讨如何响应开展爱国运动，当即组建“清华学生代表团”，闻一多当选为中文书记，负责起草宣言、通电和标语等文书工作，以文字力量推动运动的进行。在5月9日清华全校“国耻纪念会”上，闻一多作为代表团秘书部登上主席台，向全校同学报告清华学生代表团的组织情况，这是闻一多在“五四”运动中首次在全校大会上开展工作。
“五四”运动绘图 选自网络
闻一多在清华读书，每年暑期都是回家省亲的，这年的5月17日写给父母的家信中，向父母解释暑期不能回家看望大人的理由，明确地陈述了自己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以国家为先的抉择：“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靡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且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感遇日寇欺侮中国，愤懑填膺……当知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这封《五四家书》真实地反映了“五四”时期青年闻一多的爱国情怀。
这时，闻一多还翻译了英国人莫尔斯的《台湾一月记》，其中记叙了中日甲午海战后，台湾民众奋起反抗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事迹，以此为“五四”反帝爱国斗争提供史料支持。6月4日，闻一多率160余同学，带着水壶、干粮和洗漱用品，入城声援、游行、宣传和演讲，抗议军警拘捕学生的行为。同学吴泽霖后来回忆闻一多：“在同军警冲突中他被棍打脚踢，在关进天安门时也挨过饿，但他的斗志一直是旺盛的。”暑期6月26日，闻一多作为清华学生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期间与清华代表共同提出《统一建筑会所办法案》，获学联评议会通过，建议学联建立一永久的办公场所，以便长期联络。8月5日学联大会闭幕式上，现场聆听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内心无比激动，爱国之情更加高涨。“五四”运动对闻一多来说，既是一场教育，也是一次锻炼。后来闻一多总结“五四”运动对青年一代的影响：“五四运动促进了青年的觉醒，那便是反帝反封，反帝即是民族解放，反封建即是民主革命。”
二、延续——“五四”运动对闻一多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新思想启蒙，民主与科学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反帝反封建思想意识逐渐高涨。闻一多自己说“五四对我的影响太深”，“五四时期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闻一多在“五四”潮流激荡中，思想意识得到荡涤洗礼，文化观念得到促进和发展，认为国家独立、民族振兴是青年人的时代责任，社会“革新”与“改良”应为青年人的价值取向、个人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都明显增强。
1919年秋到1922年夏出国前，闻一多在清华先后参与发起成立“美术社”“上社”和“美司斯”，开始发表白话文和新诗。在第一首新诗《西岸》中表达五四青年“有个人逃脱了那河岸上那纠纷的樊笼”，要“搭个桥，穿过岛，走着过”，去找那“西岸的光明”。闻一多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抨击“美国化的清华”教育过于西化，学生崇拜西方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同时痛斥“学校风气之堕落，思想之鄙陋”，呼吁改良学校的同时，呼吁改良社会。倡导“艺术救国”，用艺术来美化、净化人类的灵魂，洗刷人们思想中的污泥浊水，振奋民族精神。以至在临近毕业时，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坚决地参与联名罢考，以支持以李大钊、马叙伦为代表的北京八校教授索薪，抵抗当局权威。同时实践平民教育，在学校附近办夜校，组织校工识字读报、提高其文化水平。
在美国留学期间，参与了“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的大江会，身处异域，认识到“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多。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谁堪任之!”这是与“五四”新文化思想一脉相承的民族意识觉醒和国家尊严的捍卫，因而，在看到国人遭受欺侮时，愤而写诗，如《忆菊》《醒啊》《洗衣歌》《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这些诗歌，以爱国主义为主线贯穿其中，赞美祖国灿烂的文化，反对种族歧视与民族压迫，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呼吁民族觉醒与解放。提出新诗格律的同时，强调“文艺必须与爱国结合”，这正是“五四”运动“文学革命”理念要求。他说：“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三、实践——以纪念“五四”推进爱国民主和平
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南迁，成为我国和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一次“文化大迁徙”。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先锋，1938年南迁长沙再西迁昆明时，适逢五月初，于是新组建的西南联大定于五月四日正式开学，简朴的纪念会上就提出“继续五四精神，担负救亡责任”。抗战胜利后，按照复原时序安排，1946年西南联大又定于五月四日正式结束，开始北上，纪念会上有代表提出“怀着爱国的心及重科学、重民主、重美术的精神北上吧!”可见西南联大与“五四”有着不解之缘，联大八年每年都在纪念“五四”，“联大精神”的“爱国，科学，民主”就是“五四”精神的集中要义。
闻一多从一个宁静深沉的学者变为一个为民主和平而奋斗的战士，是抗战中后期国家遭受侵略、山河破碎和人民处在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教育和改变了闻一多。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们难以接受的，闻一多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都受不了的。”
1944年开始，曾经宁静的西南联大，成为坚强的民主堡垒。这一年，也是闻一多开始从学者自觉走向民主战士的一年，闻一多坚定地走出书斋，走进民主运动的人群中。5月3日晚，在联大纪念“五四”25周年历史座谈会上，闻一多回顾了自己参加五四运动的情景经过和接受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着重表示了对封建文化的批判，接着在5月8日晚，在联大举行纪念“五四”文艺晚会上，作题为《新文艺与文学遗产》的发言：“我是干破坏的，破坏旧的东西。”“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新文学要与政治思想达成一片，才能有左右社会的作用。”强调批判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提倡新文学，反对复古。还发表文章，在《可怕的冷静》中批评高校师生对时局的冷漠，强调抗战到了非常时期，青年人是完成抗战大业的重要力量，“战时的国家就得以青年的意志为意志”，“民族必须生存，抗战必须胜利。”
闻一多在昆明纪念“五四”活动上发表演讲
1945年5月4日，闻一多出席昆明纪念“五四”运动26周年活动上，闻一多发表演讲：“五四过去了26年了，我们大半个国家还在受苦受难。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我们要更好地团结起来，保护我们的胜利，争取更大的胜利。”当时，天降大雨，浪漫主义诗人闻一多借用历史典故说：“这是天洗兵!是对我们出征前的洗礼。”同学们听了，情绪大振。闻一多意气风发地走在游行的前列，与同学们一起振臂高呼：“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组织!”等口号。此后还参加了文艺晚会和朗诵会，作《艾青与田间》的演讲，肯定两位进步诗人是“战争诗人”“民众诗人”，宣传解放区进步文艺和进步思想。5月4日同一天，不同的报刊发表闻一多文章《五四断想》《人民的世纪——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五四与中国新文艺》，闻一多在文中强调“青年永远是革命的，革命的永远是青年。”“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我们要让文艺回到群众那里去，去为他们服务”，“中国新文艺运动应该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而发展。”
参加祭奠“一二一”四烈士 前排左三为闻一多
1946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27周年纪念日，也是联大结束的日子，闻一多在纪念“五四”文艺晚会上总结说：“光明就在人民身上，我们要向人民学习。”谈到《五四的历史背景及其成果》时说：“今天的知识青年是民主运动的先锋，民主运动的原动力在大众中间，知识青年接受人民的意志而奋勇冲上前去与敌人搏斗。”闻一多在联大昆明校友会送别母校师长会上，总结联大精神：“爱民主，爱人民。”随即，清华、北大、南开各校师生决定分批复原北上，在此前后，有不少教授应聘到国外任教，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聘请闻一多为中国文学教授，闻一多拒绝了，留在了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昆明。
1944年秋，闻一多加入民盟，后来成为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执行委员和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民盟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编委、社长，力主反对独裁专政，提倡民主自由。他一如“五四”时期，在《民主周刊》刊发了许多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呼吁民主政治的文章，在政治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后，闻一多积极投身昆明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广大盟员和革命青年敬仰爱戴的导师和旗手。他经常写社论、发文稿，并联名发通电，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集会，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讲，“反内战、反独裁，争和平、争民主”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1946年7月15日发表《最后一次演讲》，揭批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的残暴行径，坚信“你们杀害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人民”，“人们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当日下午，当闻一多先生走近家门口时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以身殉志。
闻一多纪念馆序厅《红烛》油画 闻立鹏、张同霞作
闻一多从“五四”运动的亲历者，是清华园“五四”运动划破夜空的火种;到出国留学延续着“五四”爱国精神，成为一团火般的爱国诗人;在昆明又是民主运动的火炬，引领着民主爱国运动，直接参与指导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开辟了国统区“第二战线”;坚定地与共产党走在一起，在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中，最终以生命涅槃的烈焰，照亮新中国解放的前夜。闻一多一生践行“五四”精神，始终是追求民主科学、为爱国而奋斗的一生;闻一多“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红烛奉献精神，就是爱国知识分子闻一多“五四精神”的体现。
作者：谢寒
参考文献：
《闻一多传》(增订本) 闻黎明著 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闻一多年谱长编》 闻黎明、侯菊坤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闻一多纪念文集》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80年版
《西南联大·闻一多：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 闻黎明著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