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黎明、侯菊坤编纂，闻立雕审订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增订本，已于2014年12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责任编辑冯勤。这部百万字的著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重点课题“闻一多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编者在《再版后记》中回顾成书过程时写到：
《闻一多年谱长编》1994年7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付梓，至今已经过去了16年。当年，我编这部书，只是想把尽量系统收集和整理一下闻一多的基本资料，目的不过是希望能对闻一多研究起些助力作用，起码可以节省些研究者们查找资料时间。
应该说，我编纂这部书确实下了相当功夫，它出版后也得到了闻一多研究界的认可。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是新版12卷本的《闻一多全集》整理者，主持这项工作的陆耀东教授称它是《闻一多全集》第13卷，让他的研究生手一册。这事让我感到有些过誉，但让我没想的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校内外40余专家学者评选向研究生推荐的阅读书目，在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古今中外必读和选读书目各30部中，它竟忝列选读书目之一。这部书问世前，我的另一部《闻一多传》已出版了两年，并由早稻田大学铃木义昭教授译成日文，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把它作为该社第一部译成外文的学术著作出版。日本闻一多研究者告诉我，这两部书对日本闻一多学会的成立，起了不小作用。后来，我在著名历史学家何柄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还看到了这样一段话：“目前这部1100页、85万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规模之大，内容之富恐怕是自有年谱专类以来所未有”。这些赞誉，和它所获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首届科研成果优秀奖、全国第二届闻一多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说明它在闻一多研究及其相关领域研究上，还是有一些价值的。
任何工作都会留下遗憾，这部书出版时就存在着若干缺陷，而16年来陆续发现的新材料，也需要补充进去，何况时间流逝，需要这部书的学者早就望洋兴叹，无处购买。为此，我曾两次向湖北人民出版社提出再版建议，可惜均无下闻。2009年秋冬之交，我赴台湾做了两个月的访问。在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表示了由他们再版的愿望，甚至提出分为两册，于2011年闻一多殉难65周年时推出。说这件事的时候，12月9日接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编辑冯勤先生来信，说正在策划一套现代人物年谱长编系列图书，问我这部书最近有无增订再版计划。我马上回了信，说台湾有出版繁体修订版的意思，但如能列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系列丛书，当然很高兴。第二天，冯勤就寄来了“民国人物年谱长编系列”编纂说明，详细介绍了它的定位、范围、规模、要求等。接着，我们就修订时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完成时间交换了意见。于是，这部书的再版夙愿，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冯勤女士的热情关照下实现了。
我很清楚，在眼下追求经济效益的年代，出版如此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有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尽管感谢之类的话似乎未能免俗，但我还是要说的。我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对弘扬中华文化的远识与魄力，感谢冯勤女士为这部百万字的长编付出的辛勤努力，没有他们对先贤的敬仰和对学术的尊重，这部只是为专业学者利用的书不可能再版。我要感谢闻立树、李思乐、古为民、秦贤次、蔡登山、商金林、黄道炫等，这些我的前辈、朋友、同事，或鼓励过我继续从事这一工作，或为我提出过修改意见，或为我提供过新发现的材料，这部书的增订，和他们的无私帮助分不开。感谢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台湾“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我是在他们的协助下，才得以查阅了保存在宝岛的诸多珍贵档案。
这部书初版时，我在《后记》中曾简单介绍过它的成书经过，但更多的话未便讲出。这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再说一点儿有关这部书起因和经过的话。
1977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即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有不少革命家后代，其中不少研究他们的前辈，正在主持开创中华民国史学科的李新副所长，建议我就做闻一多研究。但是，我一直有种意识，就是作为后人不要轻意做自己前辈的研究，因为往往会被人认为不难避免情感因素，难以做到客观公正。我申请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就是因这个原因未能通过，这更加深了自己不做闻一多研究的想法。
1985年，我参加了在武汉大学召开的第二次闻一多学术研讨会，从会上看到的论文，感觉与第一次会议区别不大，无论是材料，还是观点，都存在着重复者多，创新者少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供利用的材料比较陈旧，大致仍局限在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朱自清、郭沫若、吴晗、叶圣陶主编的四册《闻一多全集》，和几本传记与回忆录范围里。当时，我已经有了几年的史料学训练，于是想可以把现有材料按史料学方法做一番较为系统的整理，这样，既可免去研究者的检索之苦，又不违背自己不从事闻一多研究的初衷。武汉会议后，我第一次回到祖籍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老家。县境公路入口处耸立的“欢迎来到闻一多的故乡”牌坊，望天湖的湖水和湖对岸的山峦，让我激动不已。这次寻根，坚定了我按照年谱体例编辑一本闻一多资料集的念头，回到北京后马上就付诸了行动。
我的第一步工作，是把已经出版、发表的著述和史料，全部查阅一遍，然后将选择的资料依年月日顺序，进行分类编排，建立起年谱框架。第二步工作，是查阅流散在各种报纸、杂志、档案、文献中的未经收集的资料。这是件普查性的工作，我的目标，是只要能找得到的报刊，不管有没有资料，都翻阅了一遍，为的是尽量减少遗漏。这种笨人的笨办法，占用时间最久，也最需要毅力。
1986年开春到1988年冬天，三年里我先后到武汉、重庆、昆明、贵阳等地查阅资料，其中仅昆明就连续去了三次，每次两个月。在昆明，除了星期天，我都泡在云南省图书馆。那时图书馆的读者不多，对远道而来的读者，尤其是我这样的身份读者，自然受到不少特殊关怀。至今我仍总是不能忘却，管理报刊的李硕先生热情给我提供线索，他看到我吃不惯云南的辣味，把我请到他家，给我煮面条。这件事已过去了24年，我们也做了24年的朋友。
我在昆明查阅的是西南联大在抗战期间的资料，它们大多保存在旧报刊中。昆明人对抗战时期的报纸，曾戏称为“云南正义，扫荡中央”，指的是《云南日报》、《正义报》、《扫荡报》、《中央日报》(昆明版)。其实，还有一份《民国日报》也很重要。对于这些报纸，凡是重要时期的内容，我都翻阅了一遍。至于杂志，我主要看的是联大教授主办的几个刊物，它们有《今日评论》、《当代评论》、《自由论坛》、《民主周刊》、《时代评论》等。现在，有些报纸已做成缩微胶卷，有的刊物在网上也能找到，但是当年非如此不能获得。
在北京，我也有两年的冬天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因为我要查阅的对象很多存在北京和清华，住在那里可以节省很多跑路时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和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室给了我极大支持，闻一多的学生、从广州请到北京主持编辑西南联大校史的萧荻伯伯，给我提供了一间房子，还把他收集到的图书、报纸，以及采访记录，统统拿了出来。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室和孙敦恒教授，给我畅开了他们的资料室，甚至把资料室的钥匙也交给了我，让我任意查找那里保存的任何资料。清华大学档案室也是这样，凡是馆藏档案，任我随意调阅、复印。民盟中央文史资料室、民盟云南省委资料室、中国革命博物馆，也给了我许多帮助。
功夫不负有心人，整整三年，我不仅查阅了凡是能找到与闻一多有关的旧报刊、旧杂志和历史档案，还走访、信访了近百位与闻一多有过往来的同学、同事、朋友、学生。顾毓琇、谢冰心、潘大逵、陈岱孙、吴泽霖、蹇先艾、沈从文、张光年、贺麟、冯至、卞之琳、李何林、常任侠、臧克家、冯素陶、王瑶、吴祖缃、季镇淮、范宁等几十位辈前，都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顾毓琇、谢冰心、吴泽霖、王力、张清常等还给我写了亲笔信，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
有些事是永远留在记忆里抹不掉的。闻一多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留学时，写过一首英文诗《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需要翻译成中文。那时，我住在建门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永安里宿舍，楼下住着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袁可嘉先生。袁先生是西南联大老校友，“九叶派”诗人之一，我请他帮助翻译这首诗，他不仅非常认真地把它译了出来，还热情向我介绍了热爱新月派诗歌的美籍台湾学者廖玉华。与廖女士第一次见面是在袁先生家里，谈话时，我冒昧地提起自己很难得到台湾资料，如果可能的话，想与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取得联系，因为梁实秋《谈闻一多》的插页有封闻一多信的书影，我推想也许还有其它信函，所以很想得到这些信函的复印件。我的这话只是表达一种愿望，没想到竟然成真了。廖女士返台探亲时，真的找到了韩菁清。当时，韩菁清因私自赴大陆而受到台湾当局的处置，关在房间不许外出，心情很是压抑。她看到我托廖玉华转赠给她的《闻一多书信选集》上有我的名字，相信我是闻一多的后人，竟把梁实秋保存了60余年的闻一多十余封信函原件，托廖女士带给了我。这件事埋藏在心底多年了，就利用这个机会公布出来吧。
至于我的第三步工作资料编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做学问的人，自会了解该书材料的鉴别与取舍是否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对编辑体例上的长处和短处，也有更多的发言权。
最后，不妨讲一下这部书的曾经遇到过的难产。1989年，《闻一多年谱长编》完成后的第二年，我把这部兼有传记性质的史料编年送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心里总记着胡乔木讲过的一句话。好像是在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刚刚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来不久，一次全院大会上，胡乔木院长说到新近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说要把它办成第一流的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后凡是别的出版社不愿意接受学术著作，都可以送到那里来。可是，我把书稿送去后，半年多没有回音。后来，他们告诉我，社长讲了，说这部书很有份量，有出版价值，但社长也说了，出版社正向自负赢亏转型，出版这部书需要赞助费。我问赞助费需要多少，对方马上算了一下――四万元。天哪，1988年的四万元是个什么数字，是天文数字!
1989年初冬，叔叔闻立鹏要去武汉，我想，闻一多是湖北人，1928年闻一多就是因为一句为桑梓服务的话才离开稳定的中央大学，到新成立的武汉大学任教，现在是不是故乡也可以为他做点贡献。当年的排版技术还是老式的，书稿摞起来有半公尺之高，叔叔是用小推车拉去的。书送去后的第二年，总编辑卢福咸给我回了信，肯定了它的价值。199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建辉先生到北京，表示经过努力，这部书将与新版《闻一多全集》一起出版。这样，《闻一多年谱长编与新版《闻一多全集》同时于1994年诞生了，同样的封面，同样的装璜，同样的纸张，连印数3千册都没有区别。
我在本书初版《后记》里说：“还是故乡的人亲，故乡的水甜，故乡的月明啊!”在修订版出版前夕，我愿再补充一句：“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千年，是由于更多的人意识到，认识文化比文化本身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