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辑、中华书局1980年1月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六辑，收有周天度整理的《罗隆基1946年日记摘抄》。该日记摘抄的7月22日至8月1日，对了解和研究李闻惨案具有很高价值，特录如下：
七月二十二日 这中间可记的事真多，可说的话亦真多。九号夜车赴上海，十号到了上海，下午即与君劢、衡山、伯钧等人相见，决定举行三日招待，日期定在十五、十六、十七三天。我写了一篇招待记者的谈话。十三号看报，知道李公朴兄已于十一日夜十时余在昆明被刺，十二日早晨五时二十分逝世了。消息令我诧异，更令我悲痛。那一天我们民盟几个人就开了一个临时紧急会汉，决定公朴公葬的事。十五号招待中外记者，由我主持，十六号招待文化界，因大家知道了公朴被刺的消恳，所以愤慨异常。十七日招待工商界，那时闻一多兄在昆被刺的消息亦已经到了上海了。大家更愤慨。会中由我报告一多事迹，我竟落泪不能成声。从父亲去世后，未曾因任何人死亡而令我掉眼泪，这次我真不能不落泪了。我听到一多被难消息，即赴吴晗处，吴正在痛哭流涕。后来我邀他出来，共到范园开会，共到工商界招待会，夜间一同赴范园与恩来等晤面。十九日清晨又匆匆从上海赶回南京，因马歇尔与司徒雷登那天上午须赴牯岭，必在他们离京前与之一晤。十九日十二时飞抵京，即在机场与马、司二人短谈，下午往访邵力子、吴铁城，都是谈昆明暗杀案事。二十日上午去看张厉生，谈昆明暗杀案兼谈北平民盟负责人被绑案。下午四时王雪艇来蓝家庄谈。六时吴贻芳等三人来谈怎样打开时局，怎样推进和平。二十一日下午四时又招待南京新闻记者，六时招待外国新闻记者。都是谈公朴、一多事。
七月二十三日 上午与司徒雷登谈昆明暗杀案事，知道领使馆的朋友已经安全出来了。接到光旦、大逵、孝通等六七人联名签字来的信，发于本月十七日，形势尚严重的时候。他们提议应组三人委员会去调查，此外应顾及李、闻二人家属善后的问题。晚雷震代表政府来谈调查昆明案事，政府并不愿再派人，只允民盟派人时予以各种方便，实际政府即不愿这问题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愿捉拿一两替死鬼所谓凶手者了事而已。民盟坚决反对，致无结果。
七月二十五日 上午访邵力子，仍谈昆明李闻惨案事，并未得到具体结果。下午得齐燕铭函，说恩来从上海返京，告以陶行知先生已于今日上午因脑冲血逝世。听到消息，大家感叹悼惜万分。这是一位有办法而且有勇气的教育家，是位埋头苦干的民主斗士，像这样的人，的确是国家社会的损失。这不止是民盟极重大的损失。晚又赴邵寓，仍谈得没有结果。
七月二十六日 十时曾赴恩来处，匆匆与谈昆明事。一时二十分与马歇尔谈十分钟，因彼将赴牯岭与蒋见面，故托其与蒋谈昆明事。三时又与吴铁城见面，仍要求共同调查昆明案。几日来报上消息，仿佛当局真要将昆明案硬把责任放在地方人士方面，硬以一手遮天方法，欺骗全世界。人世真黑暗!
七月二十八日 早晨看报，知道中央社又在造谣，说民盟分裂，我和张表方先生在争中立与不中立的问题。其实没有这回事。
七月二十九日 上午十时吴铁城来谈赴昆调查李闻案事，政府仍坚持分别调查，但政府可派人照料民盟赴昆人员。下午三时在国民大会堂楼上开李闻追悼会筹备会，到五十余人，任潮先生、力子先生等到。惟何浩若来电话，愿退出名字，而话中且含讽刺意，三十余年的老朋友，一多的朋友，亦是我的朋友，竟如此，殊令人浩叹!
七月三十日 下午四时与李迪俊在外交宾馆见面。与他不见亦有八九年了。他谈话尚客观，不若以前有党的成见，还高何孟吾一筹。原因或者是他多年在国外，仍能保持冷静旁观态度。他口口声声说外交人应超党派，这就不是今天中国国民党普通一班人的见解。
八月一日 上午民盟开会，讨论分工问题。民盟人对工作，有的缺乏热情，诸事公事公办。这种团体，到了公事公办，就完事了。下午三时赴美使馆与Sprouce谈话，他最近曾赴昆调查暗杀案，但亦未得新鲜材料。夜八时又赴梅园与恩来等探听他与马歇尔[谈话]结果，知道和平并无方案，当然和平并无前途。国家事依然只是拖，当权者不怕拖，在野者亦未见怕拖，国际对中国人的拖更无所谓，只有拖死中国的老百姓。写一信给张曼筠(公朴夫人)，一信给高孝贞(一多夫人)，托漱溟带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