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方向2007届硕士研究生徐云霄，在张放教授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继承与发展--闻一多新旧诗歌比较研究》。
论文提要部分写到： 闻一多是新诗史上典型的诗艺追求者，《红烛》与《死水》都有显著的实验精神，他正是凭借这两部诗集确立了自己在新诗史上的风格与高度。《红烛》以唯美的作风一扫初期白话诗歌直白平淡的流弊，而《死水》更是引领了新格律诗的风潮。
本文着眼于闻一多新旧诗歌的对比，根据二者审美结构与审美功能上的区别与联系，厘清闻一多新诗的发展历程，深入探讨其产生的新素质，在此基础上找出闻一多新诗的价值以及其对于今日诗歌之发展的启示。
作为过渡时期的诗人，闻一多青少年时代发表过许多出色的旧体诗，而他的新诗创作也明显具有特殊的性质。将闻一多的新诗与旧诗对照比较会发现，一方面在他早期的诗歌中有一些洗刷不掉的旧迹，另一方面他也有意地继承与回归本国诗歌传统。从语言的角度来说，闻一多是坚定的白话支持者，他尝试使用口语进行创作，使用大量的结构助词与语气词，针对业己僵化的旧体诗词库使用新的形容词。在形式上，闻一多领导了新诗在“格律”问题上的自省与建设，提出“三美”的诗论，认为格律是一切艺术的性质，诗歌尤其要重视格律，并进一步指出新诗格律有别于旧体诗的内涵。就新诗的表现手法而言，闻一多早期的部分诗歌与其青少年时代所作之旧体诗有着惊人的内在模式上的一致。随着闻一多新诗实践的深入他逐渐跳脱了这种局面，并为新诗的发展找到了两个途径:小说化与戏剧化，在他本人的实践中也可以明显看到叙事性的增长。在内容的层面上，《红烛》长于天马行空的想象，广泛借用西洋诗歌有关死亡的意象，依靠华美的辞藻，浓重的修饰表现出唯美主义的风格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死水》则脱离了个人玄想的天地，转而去面对惨淡的现实世界，运用象征的手法展现出社会人生的真相，感情真挚沉郁。
论文《结语》部分，作者简要总结对于闻一多及其新诗的认识。文中写到：
闻一多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诗人，新诗滥觞时期的诗人们给予他很多启示，将他带入大有前途的文学新天地。他从1918年就开始新诗创作，满怀激情地投身于这项改变了中国诗歌方向的运动。他的绝大多数新诗作品收于《红烛》、《死水》，这两个集子都是当时最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以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突出的艺术追求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闻一多提出了中国新诗史上极富建设性指导性的“三美”理论，使整个诗坛为之震动。闻一多实践与理论并重，领导了新诗美学原则与艺术形式的建设。自此，新诗不再是为了反叛旧诗而存在，而进入了让新诗成为诗的自觉时代。
作为过渡时期的诗人，闻一多身处文学剧烈变革转向的时代，此时旧体诗逐渐式微而新诗尚在摸索的阶段。正如那一时期的多数诗人一样，闻一多接受传统启蒙教育有深厚的韵文底子，又为新文化所熏陶感染同时还广泛深入地接触欧美文学。他坚定地拥护白话新诗的同时对于古典诗歌有深入的研究，因而能够理性地看待和处理二者的关系。他的新诗最初还留有一些旧体诗的痕迹，但最终体现为“在新诗与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闻一多倡导新诗的格律是对我国诗歌传统的回归与发展，他志情并重的主张呼应了“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理念。闻一多的新诗在传承的同时还产生了新内容:象征手法的普遍运用，尝试小说化戏剧化的手法，深层次地探讨死亡问题，追问诗人存在的意义等等。
身为一个诗人，对艺术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关怀在闻一多身上统一起来，他醉心于艺术与美的世界，又为沉重的现实而苦痛，这使得他的诗歌既具有了艺术的品味又不乏思想的高度。当今的诗坛，普遍的泛诗化现象使诗歌的品味丧失殆尽，充满了无病呻吟的自言自语，闻一多的诗歌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闻一多对于中国新诗开创性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闻一多作为诗人并没有享有徐志摩、戴望舒那样的声誉，他的新诗也没能像《再别康桥》、《雨巷》那样广为流传。他最后离开了新诗事业而投身于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在新的领域中取得了深厚造诣和广泛影响。无论怎样，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管窥特殊时代新诗人的成长，了解新诗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他和他的诗歌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我们应当向这样一个充满勇气，敢于挑战旧制度，追求艺术又具有深切社会责任感的诗人致敬。《闻一多研究动态》第七十八期（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