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暨历史研究所教授陈珏，在《清华大学与20世纪汉学史的交融--以闻一多为例》(北京《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中，以闻一多为例，管窥清华与20世纪汉学史的双向影响。
文中说：闻一多在清华的经历，可谓是学兼“中”、“外”，毕业放洋前是“外文”系的学生，而从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和科罗拉多学院学成归来后，曾担任“中文”系教授和主任，写出了《神话与诗》、《古典新义》、《唐诗杂论》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跨学科”的学术史名著。我个人认为，其成绩的中心便是国学与汉学的交融，而这一点似乎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注意。
文中写到：和胡适等人不同，闻一多没有留下全套的日记，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自24岁到27岁间留学美国的时候，究竟读过哪些汉学方面的书。同时，闻一多留学美国的时代，正值西方汉学的第一次典范大转移接近完成之际。当时筚路蓝缕，百事待兴，芝加哥大学今天拥有70万册藏书，号称美国中西部最大的东亚图书馆，在闻一多留美的时代，离草创建立，也还有十多年的时光。在没有书单的情况下，我们有时很难推断他读书时和美国汉学界接触的具体深度。不过，从他后来的著作中，可以确定看到闻一多对许多当时知名的汉学家的著述十分熟悉，并多有引用。闻一多笔下引用的学者，仅以英国汉学家为例，其中有些今天中文世界的学术界仍耳熟能详，如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和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1)，前者的敦煌劫经和后者的华西考古，都常有人提起。也有些当时名盛一时的重要人物，如今却鲜为人知(尤其在中文世界)，如叶慈(Walter Parceval Yetts，1878-1957)便是一个例子。我相信，现在的大陆和台湾都很少有人知道，叶慈在80年前出任伦敦大学首任中国艺术与考古讲座教授，是英国汉学史上何等样的一件大事，以及他的《猷氏集古录》曾经是怎样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更少有人知道，叶慈的中国考古和艺术史研究，在他同时代的华人学者眼中，有哪些价值和缺陷。不管是以上的哪一类人物，闻一多的引用，都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根据笔者的初步研究，正是这种对汉学“跨学科”思路的了解和吸收，使得闻一多写出了《神话与诗》这样具有人类学视野的划时代著作。如上所谈，笔者在这篇小文中，之所以用详细的注释，试图呈现闻一多对同时代汉学界的了解，是为了以此为基础，说明闻一多如何在其融会中西的学术著述中，对西方汉学做出创造性的回应，或者说如何“出于汉学”，而又“超越汉学”。
文中又写到：从中文学门的角度，大而言之，闻一多对西方汉学的创造性响应，也体现在他的未竟事业--重写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中国自古至唐的诗歌史上。重写中国文学史，他留下一份提纲。重写中国自古至唐的诗歌史，据笔者推测，闻一多《唐诗杂论》便应该是其中涉及“初唐诗”和“盛唐诗”部分的一本“札记”。自晚清“西学东渐”、“整理国故”，很长时间以来，无论国学界还是汉学界，直到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出现，始终没有一部用现代眼光写的“初唐诗”和“盛唐诗”。其实，天假闻一多以年，使之有机会扩充《唐诗杂论》，第一部现代眼光的“初唐诗”和“盛唐诗”的史著，也许便是用中文写成的。此外，据笔者之见，闻一多在 1940年代中叶请辞中国文学系主任前后，仍十分关心清华未来开创院系规划的新格局，提出“中文”和“外语”两系合并，重分“语言”和“文学”两系的建议，也许同样是受到以国学创造性回应汉学的这一思路的影响。此建议虽然未能实现，却非常值得在“清华汉学史”的框架内，重新展开研究。
文中还写到：还有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即1940年代中叶，经梅贻琦校长推荐，加州大学邀请闻一多前往讲学，然闻一多因事忙未成行，否则清华的学术群体与国际汉学界“双向”影响史上，应该会增添新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