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家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曾敏之文选》中，有一篇曾敏之写于1946年7月的《闻一多画像》。
当时，闻一多刚刚被刺殉难，曾敏之大访问周炳琳时，问到他对闻一多的看法。这段记录，真实地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对闻一多及其精神的认识，特录如下：
周炳琳充满了怀旧感情，向我追述闻一多的往事。远在“五四”前后，闻一多曾以学生身份参加过爱国运动。他是北平学生救国会的会员，后来又是上海学生救国总会的工作人员。周炳琳与他的交谊，是从那样一个万方多难的年代开始的。“接着，我们都出国留学了，中间曾有一段长时间不通音讯。”周氏说。
“在美国，闻一多初期研究艺术，后又转到西洋文学。归国后，他选择了教育和文艺。在武汉大学，在青岛大学，他除了教学外，把全部时间放在研究上。他不过问政治，甚至远离了现实。他出版过诗集《红烛》与《死水》。他为泰戈尔影响下的中国新诗坛，开拓了一条别具一格的新诗道路。他在清华大学的时间最久，也沉默得最久。我跟闻先生所研究的学问不同，我无法分析他的研究。从思想的转变上看，都有轨辙可寻。”
周氏接着说，“他之所以走出书房，接触政治，一句话，是因为国家社会的现状太不成话了。西南联大保有自由的传统，同事们有许多是抱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一样的不满于现实，一样的希望能改变现实。但对闻先生那种赤裸裸无保留的从事民主运动的热诚，对他那种无所私、无所求的爱国真诚，同事们都怀着敬重。不过教育工作者却需要具有宗教的情操，不一定用偏激态度发抒自己的意见。闻先生的做人及思想有一特点：他坦率，他专一。当他研究学问时，他不旁骛。当他投身改革政治运动时，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在今天，像这样一个纯真而又不怀私念的人，是少见的。”
周炳琳说到这里感慨起来了：“本来一个人从事某种运动，必然会与监狱放逐、死亡结缘，但想不到闻先生竟这样快遭受了不幸!”
曾敏之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在《大公报》任职多年，1978年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代总编辑等职。他于1946年撰写的长篇专访《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是中国新闻记者第一个以大量翔实的材料，述评了贯穿抗战前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真相和经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全文现壁录于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