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曾经与美国意象派有过许多直接交往并受到较大影响的诗人之一,研究闻一多与美国意象派的关系及影响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课题。40多年来,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大致上经历了“课题的初步探索”、“资料的逐步发掘”、“研究的不断拓展”三个阶段,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为了促进这一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有必要对其研究历史与现状作一番认真的梳理、评述与思考。
一、课题的初步探索(1967~1983年)
闻一多与美国意象派的直接接触与交往主要是在闻一多留美期间。1922年下半年至1923年上半年,闻一多在给同学、好友及家人的部分书信中经常叙述他与意象派一些诗人交往的情况。最早公开披露有关交往情况的是闻一多的好友梁实秋。梁实秋于1967年在台湾出版了回忆录《谈闻一多》,分十二个部分回忆了自己与闻一多交往过程中的一些往事,其中第三部分末尾根据有关书信客观地叙述了闻一多与意象派诗人交往的一些史实:“他(指闻一多——引者注) 不断的写信给我,告诉我他如何如何的参加了芝加哥The Arts Club的餐会,见到了女诗人Amy Lowell,后来又如何的晤见了Carl Sandburg。他对于当时美国所谓‘意象派’的新诗运动发生兴趣,特别喜爱的是擅长细腻描写的Fletcher。”这可能是最早公开提及闻一多与美国意象派交往关系的文字,涉及到闻一多与罗厄尔(Amy Lowell)、弗莱契(Fletcher)、桑德堡(Carl Sandburg)三位诗人的交往;但是叙述比较简单,基本上没有谈及影响;加之该书在台湾出版时大陆正处于“文革”时期,所以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直到“文革”之后的1979年,曾在西南联大时就与闻一多有过密切交往的薛诚之发表了《闻一多和外国诗歌》的论文,其中叙述了意象派诗人弗莱契、罗厄尔对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影响:“他(指闻一多——引者注)开始读了美国意象派(Imagist)主要诗人佛来琪(John G,Fletcher)的诗,尤其是那首《在蛮夷的中国诗人(Chinese Poet Among Bar—barians)》。佛来琪唤醒了他色彩的感觉,他着手写一首长诗《秋色》。”“一九二三年三月,他还会见了意象派主将、女诗人罗威尔(Amy Lowell)。这位女诗人曾写过一本重要的论文集《现代美国诗歌的倾向》,对闻一多有所影响。”甚至认为“一九二二至二三年之交,在他学诗的生活中是一个转折”。强调了意象派影响对闻一多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薛诚之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最早评述意象派对闻一多诗歌创作影响的论文,尽管它不是这方面的专论。
在这一阶段,还有一部书值得重视:1980年美籍华人学者许芥昱(Kai—Yu Hsu)著英文版评传《闻一多》(WEN I—TO),由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出版。1982年许的学生卓以玉将其译成中文,题为《新诗的开路人——闻一多》,由香港波文书局出版。该书共分八章叙述了闻一多从童年到清华读书再到美国留学以及回国后从事诗歌创作、学术研究、投身民主斗争的情况,其中第三章“留美时期”叙述了闻一多与意象派诗人的交往, 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罗厄尔、弗莱契、桑德堡以外还有“梦若(Harriet Monroe)一九一二年美国《诗刊》的创办人”,并指出闻一多很欣赏弗莱契等对色彩敏感的诗人,引发灵感创作了诗作《秋林》(后改名《秋色》)。这部书虽然在闻一多与意象派的关系与影响方面并未提供太多的新资料与评述,但作者许芥昱作为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早就开始收集闻一多的有关资料,到美国后又亲自去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等处查找闻一多当年留学美国的原始资料,访问闻一多的生前友人,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因此他的专著基于这些资料所作的叙述无疑对闻一多与美国意象派的关系与影响提供了进一步的确证。
研究者都知道掌握第一手资料是取得研究新成果的重要基础,但闻一多的大量手稿资料收藏在北京图书馆,很长一段时间未向外界公开,一般人很难查阅,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开始解禁。刘垣有幸较早地查阅到闻一多的手稿资料,包括反映闻一多与意象派交往的一些书信手稿,因而在1983年出版的《闻一多评传》中推进了这一专题的研究,他不仅叙述了闻一多与海德夫人、温特教授以及罗厄尔等意象派诗人的交往与友谊,而且结合其诗歌作品对闻一多所受影响作了一些具体的分析。比如在“民族特色与外国诗的影响”这一部分中,叙述了闻一多面对弗莱契等意象派诗人对色彩的敏感与表现色彩的技巧惊喜若狂的情景,并产生了“用文字画一张画”的创作计划;特别是以诗歌《春光》为例分析了意象派对闻一多的实际影响。这是至当时为止阐述意象派对闻一多的影响最为具体的文字。不过该书将这种影响主要限定在色彩的表现、意象的运用与串连等艺术技巧的范围内,显然还不够全面。
综上所述,这一阶段的研究属于各自独立的散点研究,仅有少数人因其好友或学生的特殊身份以及在美考察或查阅手稿的便利条件,掌握了闻一多与意象派诗人交往的一些资料,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没有显著的自觉意识,因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未能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但可喜的是,在台湾、香港、大陆以及美国等海内外许多地方都开始有人关注这一内容,这对此后的研究起到了提示与启发的作用,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二、资料的逐步发掘(1983~1994年)
闻一多与美国意象派的交往情况主要是从他当年给朋友与家人的一些书信中反映出来的。但由于资料收集的困难,这方面的书信大多数未能收入 1948年开明版的《闻一多全集》,“庚集”收录的38封书信中只有3封信零星地提及有关情况。直到1983年,闻一多夫人高真开始收集、整理闻一多的大量书信,并陆续发表于1983年第3期至1985年第1期的《新文学史料》,其中大部分为第一次公开发表。在此基础上,闻铭、王克私编辑出版了《闻一多书信选集》,共收集了闻一多的书信176封,其中有9封信谈到了闻一多与意象派诗人的交往,并可窥见闻一多所受的一些影响。这些书信资料的不断发掘与整理面世,逐步激发了研究者对闻一多与意象派这一课题的自觉意识,引起了人们对这一课题多方面的关注与重视。
最早对这一课题产生自觉研究意识的学者是方仁念,他于1985年专门编辑出版了《闻一多在美国》,将许芥昱(Kai—Yu Hsu)所著《闻一多》(WENI—TO)的第三章译成中文收入其中,并将第二部分的小标题直接译为“在芝加哥的生活(1922年8~1923年9月) ——蒙若、桑德堡和洛威尔”,直接而醒目地标示出闻一多与意象派诗人的关系,而且在“后记”中以一定的篇幅重点叙述了闻一多与美国意象派诗人尤妮斯·娣简丝(Eunice Tietjens)、蒙若(Hariet Monroe)、狄丝黛尔(Sara TeasdNe)、艾略特、弗莱契、罗厄尔等诗人的交往及所受影响。方仁念考察的眼光相对而言比较开阔一些,不仅涉及到了较多的意象派诗人,而且开始注意到他们对闻一多的多方面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方仁念所提到的有些诗人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意象派,不过这些诗人或与意象派诗人有过交往,或受其影响也写过意象诗,他们与意象派诗人一起创造了美国新诗文化的浓厚氛围,而正是这种氛围熏陶了闻一多,激发了闻一多,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阶段还有一篇具有独特角度与价值的论文,即1987年吴诠元发表的长篇论文《试论美术对闻一多的影响》,其中第二部分从美术这一角度具体地论述了美国意象派对闻一多的多方面影响及其原因:“对色彩的喜爱成了他钟爱意象派的契机,他要仿效意象派风格来写诗,他要学习意象派在诗里赋色的技巧。 ”并列举了弗莱契诗中的色彩激起了他的快乐,唤醒了他的感觉,罗厄尔提倡“写意象”、“表现细节”、重视绘画效果的观点影响了他的诗作与诗论。作者还分析了闻一多与意象派同样受印象主义的影响,认为“他对印象主义美术的研究,能够帮助他更透彻地理解意象派的诗歌主张”。文章第三部分中讲到闻一多的绘画美时,又提到闻一多注意字体演变,注意汉字的象形性、暗示性,“可说与佛来琪的诗句相呼应”。这篇论文虽然论述的重点不同,但细致分析了闻一多接受意象派的契机与原因,而且着重从绘画美的角度详细阐述了意象派对闻一多的具体影响,对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到1992年,闻黎明以闻一多后代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撰写出版了《闻一多传》。该书共11章,其中第三章“留学”里有一部分不仅介绍了闻一多在芝加哥与美国诗人特别是意象派诗人的一些交往,如与浦西夫人(Mrs.Bush)、桑德堡、门罗(Harriet Monroe,一译蒙若)、海德夫人(Eunice Tietjens)、罗厄尔、弗莱契、温特等美国文化名人的交往与友情,而且简要评述了美国意象主义新诗运动及其诗人诗作对闻一多的影响,认为“闻一多有幸认识他们,实在又是次难得的机遇,他此时期的一些诗作,不难发现这方面影响的痕迹”。
在资料的发掘与整合方面,本阶段还有两项重要成果:一是以武汉大学孙党伯为首的一批专家学者先后花费十多年的时间和精力重新整理编辑了新版《闻一多全集》(全12册),于199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至目前为止收集闻一多著作资料最完备的名副其实的“全集”,其中有更多的资料能够反映闻一多与意象派交往及其所受影响的情况,特别是1922年8月27日《致亲爱的朋友们》的英文书信,非常直接而详细地阐述了闻一多对意象派诗歌运动及其诗人诗作的认识与理解,是本课题研究的一份具有重大价值的文献资料。二是闻黎明与侯菊坤编撰了84万字的编年体史学著作《闻一多年谱长编》,于1994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叙述闻一多1922年至1923年期间的经历时,按时间顺序穿插叙述了闻一多与美国意象派交往的详细情况,为本课题的研究者提供了系统而可靠的资料。当然,这本书由于体例与内容的限制没有详细阐述闻一多所受意象派的具体影响,但其史料价值是极其重要的。
总之,本阶段有关研究资料的逐步发掘与整合,本身就是闻一多研究的重要成果,而且还为此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然也给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不断拓展的有利条件。
三、研究的不断拓展(1994~2007年)
自从新版《闻一多全集》和《闻一多年谱长编》相继问世之后,闻一多与意象派关系及影响的研究,也与闻一多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样出现了不断拓展的态势,研究者注意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和多种不同的角度展开探索与思考,取得了令人可喜的研究成果。下面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概要的评述:
首先,关于闻一多专论意象派的英文书信的研究。闻一多的这封英文书信,即收入1993年版《闻一多全集》的1922年8月27日用英文写给清华文学社社友的信《致亲爱的朋友们》。因为这封英文书信是专题评述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及其诗人诗作的重要文献,所以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重视。
最早对这封书信产生兴趣并作了较多研究的是日本学者铃木义昭。他在1997年发表了论文《闻一多与胡适“八不主义”——以意象主义为中介》,主要有三点贡献:一是比较分析了胡适与闻一多所受意象派影响的不同特点;二是第一次通过闻一多的英文书信阐述了闻一多所受意象派的具体影响;三是剖析了闻一多的格律论与意象派诗人“多音节散文”主张的类似点。2004年铃木义昭又翻译了这封英文书信,以《闻一多给清华文学会友人们的一封英文信》为题发表,同时还发表了《闻一多之书信——英文篇》的阐释性文章,细致评析了闻一多这封英文书信的主要内容,包括闻一多对美国新文学运动的看法、对意象派诗人诗作的兴趣、对意象派教条的理解等,表达了自己的一些认识。但是,铃木义昭的论文与翻译中还有值得推敲之处。
此外薛欣欣、王小林等人也在各自的论文中对闻一多的这封英文书信进行了探讨:薛欣欣的《意象主义研究在中国》,在涉及闻一多的部分以这封英文书信为主要依据充分肯定了闻一多向中国介绍意象主义的重要贡献,认为“第一个真正自觉地、有目的地把意象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是闻一多。……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意象主义介绍最为有力的人”。王小林的《闻一多与美国文学》叙述闻一多与意象派诗人的交往情况比较详实,对闻一多英文书信的内容阐述得也比较细致。
其次,关于闻一多诗学理论渊源的研究。新格律诗理论是闻一多在中国现代诗坛上影响最大的诗学理论,它的孕育与成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其间受到了古今中外许多诗学观点的影响,而意象派的影响正好处于这一过程的关键节点上,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特别关注。1994年荣挺进的论文《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的艺术渊源》在全面考察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的深厚背景的基础上,专门列出一个部分(第三部分)从“精心讲究意象的捕捉,锤炼语言词藻,试验诗歌节奏与韵律的音乐性”等方面分析意象派对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的影响。而2003年王小林的论文《闻一多与美国文学》则在相关部分紧扣意象派的6条原则与闻一多的“三美”诗论进行立论,认为“由于闻一多完全赞同意象派的6条原则,因此,这6条原则对他的新诗理论的建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将闻一多的“三美”诗论与意象派的6条原则进行逐条比照,认为其中的音乐美、绘画美与意象派诗论“相对应”,具有明显的受影响的痕迹。此外2006年胡绍华的论文《闻一多诗歌与英美近现代诗》也用较大的篇幅侧重阐述了闻一多的“三美”诗论与意象派诗学理论的精神联系。
特别令人欣喜的是,本阶段还出版了一部系统研究闻一多诗学观点的专著,即陈卫的《闻一多诗学论》,分别从意象、幻象、情感、格律、技巧等5 个方面阐释了闻一多诗学的丰富内涵,得到其博士生导师陆耀东的好评。该书在第一章“意象论”中认为“闻一多的意象观与英美意象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分析了闻一多接触意象主义后意象观的新转变:“将意象看成是由情感和意志共同作用形成的思想凝结物,默认它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及其蕴含的文化意味,这种思想在他同时期的诗歌创作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一般说来,他都注意了用意象作思想的象征物,用它来传递‘感性与理性’相交融的‘那一堆思想’。”根据这一基本观点,作者在这一章中细致地分析了闻一多诗歌中自然意象系统和人文意象系统及其意象的美学特征。但使人感到遗憾的是,作者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未能对意象主义影响闻一多意象理论与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进一步阐述。
再次,关于对闻一多诗歌创作影响的研究。闻一多在与意象派诗人密切交往期间,置身于美国新诗运动的浓烈氛围之中,在其直接熏陶与启发下创作了许多诗歌作品,并明显地带有意象派诗风影响的痕迹。因此一些研究者在他们的作品中进行细心寻觅、深入分析,并在相关论文中进行了具体的个案研究,取得了一些新成果。
比如王小林的论文《闻一多与美国文学》,在第二部分阐述“在以狄丝黛尔、门罗、佛来琪为代表的意象派诗人的影响下,闻一多的诗歌创作走向诗化和现代化”的论点时,通过详细解读闻一多的两首诗《忘掉她》和《色彩》来进行论证。作者在引述薛诚之《闻一多与外国诗歌》一文所叙史实的基础上,具体地对比分析了闻一多的《忘掉她》与狄丝黛尔的Let It Be Forgotten,“发现闻一多不仅移植了原诗的意象‘一朵忘掉的花’,而且还移植了原诗的部分内容”;并通过细致分析后认为,闻一多这首诗所采用的首尾两句反复咏叹的结构形式“是从意象派诗人门罗那里借来的”,即闻一多1922年8月27日《致亲爱的朋友们》的英文信中抄录的门罗(Monroe)的英文诗Love Song。这是作者的一个新发现。但该文有些资料是转引过来的,个别地方还有讹误之处。
有的论者还从分析具体作品人手,研究闻一多吸收与借鉴意象派的艺术表现手法。如胡绍华的论文《闻一多诗歌与英美近现代诗》指出闻一多“借鉴意象派诗歌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写出了许多富有瑰丽奇幻色彩的诗作”,进而分析了闻一多的《死水》《发现》《色彩》《奇迹》《春光》等诗运用意象化的方法,体现了运用“脱节”、隐喻、用情绪来串连诗的意象的艺术特征,认为“他从勃兴于20世纪初期的意象派中汲取不同于英美浪漫诗派的新鲜、奇谲的诗的想像力,开拓了新的诗歌题材领域和审美对象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他的情感表现方式及其艺术手法”。汪剑钊的论文《“中西艺术的宁馨儿”——闻一多的新诗与异域影响》在第三部分中也着重分析了罗厄尔喜欢渲染秋景意象的风格对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影响,闻一多受弗莱契注重色彩的启发创作了不少致力于诗的“绘画美 ”的成功之作。江锡铨的论文《闻一多:一座连接古今中西的“诗桥”》则从古今中西诗歌连接交融的大框架中揭示了美国意象派诗人对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影响,研究视域比较开阔。
最后,关于闻一多熔铸中外文化的研究。在中外文化交融的宏观视野中研究闻一多接受意象派的影响,这是新世纪以来本课题研究的新亮点,虽然研究难度较大,但也取得了一些突破。这方面的代表作是2001年杨扬的专著《现代背景下的文化熔铸:闻一多与中外文学关系》和2005年刘介民的专著《闻一多:寻觅时空最佳点》。特别是杨扬的专著,在开阔的现代文化背景下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闻一多与中外文学的关系,认为闻一多是熔铸中外文化的集大成者。作者以一定的篇幅具体论述了美国意象派对闻一多的影响,其中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作者所看重的并不只是闻一多的某几首诗所受到的直接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包括意象派诗人在内的芝加哥的人文环境气氛对闻一多的浸染与激励,使之焕发诗兴与文学激情,进而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作,出现了创作的旺盛期;二是认为意象派的诗学主张是闻一多现代格律诗论的思想来源之一,并从重视诗歌格律的音乐性、通过意象组合来实现诗的集中与凝炼、诗要表现画面和色彩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意象派对闻一多诗学理论的影响。这是到目前为止,在广阔的中外文化交融背景中阐述意象派对闻一多的影响最为充分的研究成果。
四、几点思考与期待
40多年来,闻一多与意象派关系及影响这一课题的研究经历了逐步拓展与不断深化的过程,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者进一步地思考。 首先,这一课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与重视。众所周知,意象派不仅是20世纪初期美国新诗运动的首倡者,而且是整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派,虽然兴盛时间并不长,但对20世纪的世界文学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同时也给中国现代诗坛带来了显著的影响;而闻一多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曾经直接置身于美国新诗潮流、亲身接受意象派诗风熏陶的诗人之一。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还没有哪一位诗人与美国意象派诗人交往像他那样直接而频繁,也没有哪一位诗人阅读意象派作品像他那样兴奋与痴迷。可以说闻一多与意象派有着特殊的缘分,意象派给他带来了多层面多方位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这一课题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但学术界对此认识与重视的程度还很不够。比如说:研究意象派对中国新诗影响的论文中,阐述意象派对胡适、现代诗派、九叶诗派的影响比较多,而对闻一多所受影响则涉及比较少;1983年以来虽然先后召开了多次闻一多学术研讨会,但很少有人专题论述这一课题;过去的研究成果多数不是以本课题的专题论文或专著形式出现,而是包涵在其他课题的阐述之中;到目前为止不仅没有出现本课题的研究述评,即使在闻一多总体研究的述评文章或专著中也都没有对本课题的研究状况作出应有的评述。笔者认为,这种状况与这一课题的重要价值不甚相称。这一方面说明了本课题的研究成果还不显著,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虽然有了一些成果但还没有引起专家们的重视。所以难怪闻黎明这样感叹道:“芝加哥文艺复兴运动对他(指闻一多 ——引者注)的诗风影响是那么深刻,可惜它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教授陆耀东在2004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中也曾经反复呼吁人们进一步重视“闻一多与美国新诗运动(意象派)”等课题。我们真诚地期待这一呼吁能得到学术界的积极响应。
其次,关于闻一多与意象派的研究仍有许多空间需要开辟,研究思路需要拓展,研究视角需要创新。从研究现状看,过去对他们的关系与影响的实证性描述比较多,而对其接受影响过程中经过主体“文化模子”过滤时的选择、融合、变异与创新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对其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的影响阐释比较多, 而对其诗性人生、文化人格等方面的影响探讨还不够;对其影响的显性印迹与外在特征进行对比分析比较多,而对其诗歌创作的诗学内蕴进行审美品鉴还不够;对其作品影响的微观剖析比较多,而从宏观角度进行理论思考还不够。所有这些都需要人们对这一课题进行更为系统、更为深入的研究,既要准确厘清意象派对闻一多多层次、多方位的影响,又要从中西诗学碰撞与交流的宽广视野中对闻一多接受意象派影响的方式、特点及其经验教训进行宏观的理论反思。比如,与许多中国现代诗人接受西方诗潮影响的情况相比,闻一多接受意象派影响具有鲜明的本位性、契合性、创新性等特点,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思考,将会对当下中西诗学以至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提供一些借鉴与启发,或许会对改变长期以来我国传统诗学本位失落与对话“失语”的不正常状况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此外,本课题的研究相对于闻一多其他方面的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还需要大力加强。例如有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还需要艰苦细致的工夫,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相关资料还需要继续挖掘;研究中还存在一些疑惑问题,诸如影响闻一多的意象派诗人究竟包括哪些人,闻一多后来为什么对意象派的热情突然减退,为什么他自己很少公开谈论意象派对他的影响,闻一多书信中所提到的受意象派诗人弗莱契直接影响而创作的长诗《秋林》究竟是哪首诗等等,都有一些不同看法,需要作出进一步的思考与辨析;有些论文对资料的鉴别与运用(尤其是转引)存在一些讹误,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对此不能听之任之,更不能以讹传讹。在这些基础性的内容方面需要进行踏踏实实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切切实实而有价值的成果。
卢惠余 《学术论坛》 2009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