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中叶，随着工读实验和无政府主义的破产，国家主义一度成为流行于中国知识阶层中的一种社会思潮。这种既不赞成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也对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政策持有异议的思潮，在大革命失败后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
不过，最初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却是由于受到“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激励，方鼓吹国家主义的。这些人提倡国家主义，是基于真诚热烈的爱国情绪，而非出自意识形态的分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献身的闻一多就是突出代表之一。本文拟围绕这个中心，对闻一多与“大江会”的关系及其“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实践，进行初步的介绍与研究，并愿与方家时贤共同探讨。
一、发起通信团体与建立大江学会
事物是在延续中发展的，有思维的人更不能例外。当闻一多被作为民主斗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载入史册后，考察他通往此岸过程的每个延续驿站，就不但赋予了研究价值，而且还具有着启发意义。
回顾20年代闻一多的思想意识与社会活动，都与大江会，与“大江的国家主义”，特别是与“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紧密相联。鉴于目前对大江会的历史存在某些误解[1]，所以有必要对这个团体先作一介绍。
大江会的前身，经历了通信小组与大江学会两个阶段。通信小组是闻一多参与发起的一个同仁组织。1922年夏，闻一多赴美留学前夕，《清华周刊》为商议改组事，委托他与罗隆基征求在美校友意见。他们视此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抵美后便致函中西部清华同学会主席，要求利用召开年会机会予以讨论。年会程序中本有改组《周刊》之议，于是两案合并讨论，并由闻一多参与执笔，形成《留美同学对于周刊改组计划》(英文稿)。这次会上，闻一多当选为新一届中西部清华同学会书记。由于责任所在，他与清华同学特别是这年赴美的1921级与1922级同学保持着频繁的联络。这些人大多从十二三岁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朝夕相处长达八九年。其间，他们参加过抗议日本二十一条的斗争，体验了护国起义对京畿的震荡，更经受了五四运动的锻炼。一年前，他们在抗议“六三”惨案、声援北京八校教师索薪斗争中，共同参加“同情罢考”，受到学校无理处分，闻一多所在的1921级29人因拒绝悔过被迫留级一年。由于上述原因，他们感情融洽，思想一致，出国后的往来自然比较密切。
1923年春，清华1921级和1922级留美同学中逐渐形成了两个通信团体。前者有闻一多、吴泽霖、罗隆基、钱宗堡、浦薛凤、沈有乾、何浩若等，后者有闻亦传(闻一多的堂哥)、时昭瀛、潘光旦、刘聪强、陈石孚、刘昭禹等[2]。从闻一多的“我在此邦同级中组织了一个通信的团体”夸口推测[3]，有可能他是最早的倡议者之一。通信团体成立的本身不具有多少价值，但它反映了这些青年的社会责任感。闻一多到美不久，就为留学生中的颓唐风气而担忧。1923年5月6日，他出席“五九”国耻纪念会，觉得一些中国学生的思想“浅陋得可笑”，“总看不进眼”[4]。同时，他还看到一些留学生“不谙国学，盲从西欧”，甚至还有“怨造物与父母不生之为欧美”者，认为这些人“虽赚得留学生头衔，而实为废人”[5]。闻一多对清华学校的团体生活充满感情，既然芝加哥中国学生的团体生活恶于清华，“派别既多，各不相容，四分八裂，不可收拾”，使人处处看见一个“分裂的中国”，“处处都呈一种悲观的现象”，“没有一点振作的精神”。因此，他“希望诸位朋友觉得自己的责任，为母校造点光明”[6]。按照闻一多的设想，通信小组的主要活动是“互相通信，报告消息，讨论问题”，以便“在这干枯孤寂的留学生活中加进一点新兴趣、新精神”[7]，同时体现“清华底合作精神”[8]。
20年代初是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不断加深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重新瓜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华盛顿“九国公约”标志着列强联合起来压迫奴役中国的又一次严重危机。强烈的民族自尊促使闻一多一面多次激烈地批评美国，一面加深了对中国命运和个人责任的思考。他对胞弟闻家驷说：“我近数年来，不知何来如许愁苦?纵不思乡，岂无他愁?大而宇宙生命之谜，国家社会之忧，小而一己之身世，何莫非日夜啮吾心脏以逼我入于死之门者哉!曩者童稚，不知哭泣，近则动辄‘冷泪盈眶’，吾亦不知其何自来也。”[9]这番话如果说是他内心世界的剖析，倒勿宁说是爱国情绪无处泻露的吐诉，结果导致他一个星期里竟“思想颇有变更”。他解释说：所谓思想“就是人生观底意思”，而“所谓‘变更’者，也可以讲得清楚一点，便是新希望之发见”[10]。
这些迹象，表明闻一多和通信小组成员的内心，正在经受着剧烈的撞击。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致赞成建立一个组织，以保持青年学生的爱国传统。1923年6月14日，罗隆基、吴泽霖从威斯康辛赶至芝加哥，就此事与闻一多、钱宗堡、刘聪强、何浩若、浦薛凤等交换看了法。起初，他们打算成立“新清华学会”，并商定在麦迪逊的夏令会上正式建立[11]。当时，闻一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清华校风校政的改良。7月间，他与芝加哥的清华同学率先成立了“改良清华委员会”[12]，8月21日重聚会上，进一步讨论了母校改良诸问题[13]。
9月9日下午，清华留美同学会中部年会在麦迪逊举行，闻一多担任书记，罗隆基、刘聪强、何浩若、浦薛凤、闻亦传、时昭瀛，以及刚刚抵美的1923级吴景超、孔繁祁等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主题“清华大改革案”，内容涉及改组清华董事会、组织清华基金调查委员会、校中中美职员同薪同待遇、教材应选择关于中国的材料、对清华驻美监督处意见、《清华周刊》改革等问题[14]。上述讨论，为志同道合者建立新组织作了必要准备，不过也许并非所有与会者都赞成成立团体，所以正式成立的组织没有用“清华”二字，而是定名为“大江学会”。
一般意义上的“学会”是专指学术研究而言，而大江学会的性质则“已近于政治”[15]。这一点，从1924年2月24日罗隆基致施滉的一封信中可以窥知。信中解释说：大江会的宗旨为“本自强不息的精神，持诚恳忠实的态度，取积极协作的方法，以谋国家的改造”。该信强调说：大江会决非社交式的盟社，因为“社交式的盟社是不讲主张的，我们是崇奉一定的主张的。社交式的盟社，是要升平日互相提携的，我们是要改造中一同奋斗的。简言之，前者主共安乐，后者主共患难”。从这一点看，大江会确有向政治组织发展的端倪，然而，它却有意强调大江会不打算成为政党。信中声称他们不反对政党，“并且承认政党为政治生活上应有的活动”，只是鉴于“政党的范围是限于政治，大江决不限于政治的活动;政党改造的手段是要争立法院的多数，掌行政部的全权，我们的手段决不限于此”，故尔“今日的大江必非政党的性质”。
值得重视的是，罗隆基在信中尤其申明“大江会会员的极大多数是崇奉国家主义的‘Nationalism’”，所以“说我们是一种国家主义者的联合，亦未始不可”。不同的只是“我们的国家主义，有我们学会里自己的解释，历史上引用的意义只可供我们参考，不能包括大江学会的国家主义”。罗隆基还承认他们因“受了环境的刺激”，“思想改变了一些”，现在一面要誓守“诚恳忠实”的态度，取“积极合作”的方法，来克服极端的个性主义;一面“更觉得‘己国无和平的国民，不配谈世界和平主义’”，因而“现在誓奉国家主义，取‘国治而后天下平’的路径，以达到国际主义的目的”[16]。可见，大江学会并非讨论一般问题的团体，它表明这些海外赤子时刻准备履行自己对社会的职责。
大江学会所选择的国家主义，原是19世纪欧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思潮。意大利就是在这面旗帜下集合了反抗异族压迫的大军，罗马尼亚、比利时、塞尔维亚、德意志诸国，也曾吸取过这种思想作为发动民众抵抗外族侵略的精神武器。国家主义的原旨，本是强调国家民族的存在，以团结国内人民反对外族侵略。但是，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曾被某些民族沙文主义者所利用一样，国家主义也曾被德意志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改造成“鲸古主义”、“嚣奋主义”，使之成为弱肉强食的依据。尤其是俾斯麦在它的外衣下疯狂掠夺非洲、大洋洲殖民地，企图称霸欧洲，遂使“国家主义”一词沦为侵略扩张的代名词。然而，早期的国家主义毕竟在欧洲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过重要作用。况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土耳其、捷克、南斯拉夫、芬兰等国也正是在这面旗帜下得到复兴。其实，国家主义在中国已经受到人们的注意，五四前夕出现的“少年中国学会”，从名称上便看得出是马志尼创建之“少年意大利”的映射。
“国家主义”一词，英文原应是Statism，源于法文的tatisme，中心之意为主权无上，对外独立自主，对内国家至上。不过，由于往往有误将政府等于国家者，故罗隆基讲到国家主义时特别注明“Nationalism”而不用“Statism”。“Nationalism”全称为“Self-determinationofPeoples”，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常用的词，即意大利马志尼鼓吹之民族国家主义，简称族国主义。20年代有译作“国家主义”者，也有译作“民族主义”者。大江学会所提出的国家主义，其实即是“族国主义”。浦薛凤说：“族国主义本系主张每一民族独立而成一国家，英国政治家及思想家则倡论民族合组一个国家，则更可表显其能相互合作而自由。因此之故，‘族国主义’一词可作两种解释，但正统意义自仍为一民族一国家。我们当初认为：或以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或以历史上原本五族而今则已混合为一个中华民族，此两看法或立场，在理论上均说得通，而其主要含义则一：即吾中华民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17]由此可知，大江学会之所以举起国家主义这面旗帜，最根本的动机与目的，是争取使中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就在这些莘莘学子研究世界各国复兴和衰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对比分析各种西方思潮在中国的实验结果之际，1923年刚刚建立起来的土耳其资产阶级政权无疑给了他们相当启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人民在基马尔派领导下掀起大规模民族解放战争，终于摆脱了英法意等列强奴役，推翻了穆罕默德六世封建统治。而基马尔派用以号召土耳其人民斗争的思想武器正是国家主义。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是西亚民族解放运动中一件影响巨大的事件，20年代初中国所面临着的民族危亡与土耳其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很容易被闻一多和大江学会当作成功的范例，甚至认为土耳其的成功就是“少年土耳其鼓吹国家主义的结果”[18]。
何浩若这时与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番谈话对大江学会选择国家主义也起了推波助澜作用。1923年秋，罗素到美国讲学路过威斯康辛，何浩若前去拜访。罗素曾极力主张泯除国界，建立世界大同社会，中国正有许多人引用他的话来反对国家主义。可是，罗素认真听罢何的陈述与观点后，坦率承认在中国现状下只有推行国家主义一途，否则无以自存。他还说：“我不仅劝你们采取国家主义，并且劝你们实行武力的国家主义”;“英美提倡国家主义，可以增长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实行国家主义，可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若要世界和平，终须弱小民族自决”[19]。罗素这一态度，对大江学会选择国家主义以很大鼓励。
致力于新文学改良的闻一多并不熟悉国家主义政治理论，对他来说似乎是：谁欺侮中国就反对谁，什么方法可以救国就赞成什么。其实，凡是受到强烈爱国情绪激荡的人，都很容易接受能够拯救国家的任何主张与方法。闻一多也不例外，不论什么“主义”，只要容纳同样目的，他都乐于接受。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主义可能被当作一种标记，对它的选择不一定是必然的。清华学生赴美前选择所习专业时，大多为实业，而闻一多受蔡元培美育救国思想影响，决定攻读西洋美术。同样，如今他感到美术虽“诚足提高一国之文化”，然终究“远而久者”，于是认为“当今中国有急需焉，则政治之改良也”，转而开始“注意于世界政治经济之组织变迁”，进行“理论之研究”，“主义之鼓吹”和“笔之于文”[20]。
二、由大江学会改组为大江会
大江学会成立后，国内传来了帝国主义列强借端临城劫车案再次掀起国际共管中国铁路的叫嚣。同时，安福系祸国，曹琨贿选总统，也又一次暴露了北洋政府统治的专制与腐败。此外，国民党召开“一大”，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定了“联俄联共”政策，也引起他们的注意与思索。
如果说国内的变化尚远在千里之外的话，那么近在咫尺的民族歧视，则不时使这些天之骄子遭受到难以容忍的屈辱。在芝加哥美术学院，闻一多因各门成绩均佳而获得令人羡慕的最优等名誉奖。按照惯例，凡获此荣誉者可资送巴黎罗马深造，可此例只限于美国人。闻一多得知后忿忿不平，气愤地说：“此等名誉奖乃不值钱的臭东西，送给我我还不要呢!然于此更见美人排外观念之深，寄居是邦者，其何以堪此?”[21]。看到中国人受到歧视时，闻一多更是愤不可遏。1923年9月中旬，他转学到科罗拉多大学，一见到梁实秋便“脸红脖子粗的悲愤激动”地说起清华五四健将陈长桐理发受侮之事。次年6月毕业典礼上，按西方习惯应一男一女同台领取毕业证书，可竟没有一个白皮肤女生愿与中国人结伴登台，当时自行成对的黄皮肤中国学生心里是什么滋味，就不用说了[22]。学校里是这样，出了校门就更不讲理。一次，梁实秋与几个中国同学驾车外出，被美国人撞坏车子，警察不问是非便把驾车的中国学生拘留一夜，还强迫罚款170美元。闻一多听到此事“将手里握着的长杆笔用力向桌上一敲，笔杆折了两截”，他愤怒的不知说什么，连声道：“是可忍孰不可忍!”[23]
了解了上述遭遇，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闻一多抵美之初就声称“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24]。也不难理解他为什么痛苦地喊道：“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士大夫久居此邦而犹不知发奋为雄者，真木石也。”[25]其实，不论是直截了当的侮辱，还是冷峻的保持距离，或是高傲的施予怜悯，都不能不使人痛切感受到个人荣辱与国家、与民族地位的依存关系。于是，“国家”的独立与富强顺理成章地成为问题的核心，有人提议将大江学会“正式改组为政党”，“进行之第一步骤则鼓吹国家主义以为革命之基础”[26]。这当然不是感情冲动，因为他们不能满足仅仅学理上的研究，而是渴望实践探索着的理论。这样，大江学会的改组便提上了日程。
1924年9月初，闻一多、梁实秋、罗隆基、何浩若、时昭瀛、吴景超自科罗拉多、威斯康辛、明尼苏达等地相约集中于芝加哥，与浦薛凤、吴泽霖、刘聪强等共十余人，在一家叫作DrexelHotel的旅店内，连续交换意见两个星期。虽然认识不尽相同，但梁实秋说仍达成三项共识：第一，“鉴于当时国家的危急处境，不愿意侈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Nationalism)”;第二，“鉴于国内军阀之专横恣肆，应厉行自由民主之体制，拥护人权”;第三，“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27]。改组后的组织名称，仍取“大江”二字，定名为“大江会”。这个名称没有特殊意义，只是象征中国的伟大和悠久。同一时期，波士顿的清华同学会东部年会也讨论了相同问题，赞同国家主义者亦跻身大江会[28]。
大江会是闻一多参与发起的第一个政治性团体，也是他在寻找中国出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成立大会上，闻一多和会员们在代表国家利益的五色旗下宣誓，誓词中创造了个新名词——“大江的国家主义”[29]。使用这个词的目的，是为了与当时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有所区别。在《大江会章程》中，他们对“大江的国家主义”的定义解释为：“中华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及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大江会的使命，是本“大江的国家主义”，以“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和“对外反对列强侵略”。至于当前的首要任务，则“暂时偏重反对列强侵略与鼓励民气”[30]。大江会的另一个重要文件《大江会宣言》，分“帝国侵略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国目前变乱的原因”、“大江的国家主义”、“大江会宗旨”四部分，概括了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和对救国方法与途径的具体主张。
会员们的一系列思考与论述，部分刊于《大江季刊》。如翟桓的《爱尔兰新芬运动与国家主义》、陈石孚的《土耳其复兴史》，力图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角度，为弱小民族的复兴展现借鉴。何浩若的《中国之歧途与末路》，是从中国历史与文化方面考察近百年来中国被动挨打的内因外因。沈有乾的《国家心理略说》，在理论上寻找“国家生活之根本”，并“评论国家主义之得失”。潘光旦的《近代种族主义史略》，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介绍世界各种思想，并得出弱小民族若不奋起抗争就会被淘汰的结论。吴文藻编写的《一个初试的国民性研究分类书目》，目的是从学理上介绍国家主义的源流、派别，以划清“国家与邦、国邦，或国民邦之区别，国家与种族、民族、人民、政府、主权、社会等之区别，国家与国民性、国家主义之分别”。会员们凭借着正在研习的政治、经济、教育、心理、社会、法律、历史、统计诸门学问，作为驰骋思想的工具。如胡毅的《北美排华史略》，利用美国历年国会记录及正式文件，引用大量史实与统计数字，证明华工对美国经济繁荣的贡献，揭露了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对华工的种种压迫和排挤，被人认为比他的学位论文更有价值[31]。上述论述，无疑紧紧围绕着民族存亡这一时代主题，会员们宣传国家主义丝毫没有离开这个基本点。
应当承认，大江会的发起动机是纯正的，与其说其思想基础是国家主义，倒不如说是爱国主义更为准确。就闻一多而言，他回国后曾对一位朋友说，他“是因在国外受了极大刺激”才鼓吹“中国魂”的[32]。直到他投身民主运动以后，依然坦率地向西南联大同学说：“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不过那是感情上的”。他说他那时“不懂政治，也不懂三民主义”，以为孙中山把Nationalism翻译成“民族主义”是反动的[33]。1988年，大江会重要成员、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名誉教授顾毓琇回国访问前驰函约见作者，作者如约拜访中，顾毓琇严肃地说：大江会是小型的“少年中国”，我们的组织是公正的，不是结党营私，是为了文艺复兴、民族复兴[34]。后来，作者还向大江会会员、原河北大学副校长、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毅求教，回答也是同样的。实际上，大江会虽然打出了国家主义这面旗帜，可闻一多直到1925年春仍承认“如今国家主义的定义还未决定”[35]，这说明国家主义对他们只是一种斗争的武器，还未被当作意识形态。
然而，闻一多与大江会会员毕竟对中华民族的危急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准备进行的是一次与国家前途和命运生死相关的革命。这场革命的目标直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目的是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换言之，就是说在民族危亡面前，闻一多没有无力的悱恻、凄楚和伤感，而是表现了在强者面前不屈的斗争精神。正因如此，虽然大江会的旗帜上写着“大江的国家主义”，可实质上仍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范畴。在这一点上，闻一多和大江会会员顺应了当时东方革命的时代潮流，应当承认他们的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之实践
闻一多虽然攻读西洋美术，但他始终不能忘怀的却是中国文学。到美仅两个月，他就承认“现在对于文学的趣味还是深于美术”，“我学美术是为帮助文学起见”[36]。文学的兴趣一旦增添了政治理想因素，自然更为钟情。这种情感，体现在他抵美后的思乡诗歌中。在《太阳吟》里，他用“一天天底缓刑”来比喻将要留学的五年光阴，从心底里发出：“太阳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阳!/又逼走了游子底一出还乡梦，/又加上十二个时辰的九曲回肠!”“太阳啊，火一样烧着的太阳!/烘干了小草尖头底露水，/可烘得干游子底冷泪盈眶?”思乡，不过是对热爱祖国情绪的依托，所以他把这首诗寄回国时，要求读它的人“不致误会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他特别指出“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37]。
大江会成立前后，闻一多承认政治改良为急务，可是他的活动仍偏重于文化方面，并给它冠以“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之名。对此，他解释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杜微防渐之责，舍我辈谁堪任之!”[38]《大江会宣言》有一段话，也反映了闻一多对于文化与国家命运问题的基本认识。其云：
以数十年来中国之文化情形考之，则外人之毁灭中国文化，其祸更烈于操纵政治外交及经济也。一国之文化，为一国之国性，国性丧失则国亡矣……夫一国之文化，乃一国士气民风之所系，国性藉以寄托，人性藉以安息，今则中国文化受人之摧残也若是，人心失常，国事变态，此亦情势所必然。故曰，今日中国紊乱，外人阴谋有以成之也……所谓中华文化之自由演进者，即谋中华文化之保存及发扬。同时且反抗一切以西方文化笼统的代替东方文化运动。一国文化，乃民族历史上之产物，一国典章文物纲纪法度之所出也。故文化即为国性……文化乃国家之精神团结力也。文化摧残则国家灭亡矣。故求文化之保存及发扬，即国家生命之保存及发扬也。文化之自由演进，即国家生命之自由演进也。[39]
《大江会宣言》中的上述表述，是闻一多实践“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的思想基础。他在美国的许多文化活动，都以国家复兴为圆心，如他说旷了两天半课创作的《长城下之哀歌》，便是“悲恸于已逝的东方文化的热泪之结晶”[40]。到纽约后，闻一多的诗歌内容更有明显变化，他很少再写思乡曲，而将笔锋转为爱国情绪的渲泻。例如《醒呀!》一诗里，他把中国喻作“熟睡的神狮”，以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的合声呼吁它赶快醒来，诗末写到：“醒呀!请扯破了梦魔的网罗。/神州给虎豹豺狼糟蹋了。/醒了罢!醒了罢!威武的神狮!/听我们在五色旗下哀号。”[41]《七子之歌》一诗，把帝国主义列强霸占去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七地，比作离开母亲怀抱的七个儿子，哭诉着被强盗欺侮蹂躏的痛苦，要求回到母亲的身旁。这首诗的序表白了他的创作动机，文中说：“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之。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凯风》之七子，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42]《爱国的心》只有八行，却字字灼热，激情回荡：“我胸中有一幅旌旆，/没有风时自然摇摆。/我这幅抖颤的心旌，/上面有五样的色彩。/这心脏底海棠叶形，/是中华版图底缩本;/谁能偷去伊的版图?/谁能偷得去我的心?”[43]人所皆知的《洗衣歌》，更是催人泪下。至于他创作的大量诵之不绝的爱国名篇，这里勿庸一一介绍。
闻一多1925年6月回国时正逢全国抗议五卅惨案，掀起反帝的新高潮，他立即将写好的这几首诗提前发表，并出乎意料地引起社会共鸣。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育总干事刘湛恩正在编《公民诗歌》，立即把《七子之歌》收了进去。有的转载还做了按语，“谓远胜《红烛》时代之闻一多”[44]。《清华周刊》刊登此诗时特加附识，称：“读《出师表》不感动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不孝;古人言之屡矣。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陈情》时，固未不如是之感动也。今录出之聊使读者一沥同情之泪，毋忘七子之哀呼而已。”李一氓亦专为《醒呀!》、《七子之歌》、《洗衣歌》写了评论《三首爱国诗》，说他“在这最深刺激的一个月里”读了这几首诗后，“相信新诗坛的生命更新了，新诗坛的前途另辟了，新诗坛发向它祖国的希望之光益强了”。还说“闻一多君这三首诗表现了中华民族争自由求独立的迫切呼号的精神”，他“深切的愿我们大家——全中国的爱中国的中国人——都来把这几首诗畅读一回，深深印入记忆之膜里”。
这种浓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在闻一多诗歌里比比皆是，以至朱自清认为“抗战以前，他(指闻一多)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45]。斗转星移，7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诗作仍然被公认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代表作。然而，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闻一多创作《七子之歌》时声称它“也是国家主义的呼声”[46]。我们从这个“也”推之，那些激动人心的诗，在闻一多心目中自然同样是国家主义的呼声了。可见，闻一多理解的“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之内涵，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爱国主义，况且今日人们正是从闻一多自认为是“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的作品中体会到爱国主义的精神呢。
闻一多“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实践，还表现在戏剧方面。1924年秋，他转学到纽约艺术学院后，结识了纽约几位研究戏剧和美术批评的中国留学生。他先与熊佛西合编了一个独幕剧;又与余上沅、张嘉铸、赵太侔共同排演了洪深的《牛郎织女》;接着还一起把余上沅编写的《杨贵妃》译成五幕英文古装剧，搬上舞台。闻一多所学的美术技能这时得到充分发挥，布景、服装、化妆均出自其手。除了大屏风外，30余件古装上的碧海、红日、白鹤等，也是他用油彩绘制，在灯光下鲜艳夺目，华丽无比[47]。1924年12月，《杨贵妃》在纽约公演大获成功，受到华侨与美国人士的交口称赞，一些报刊的溢美之词也使人振奋。演出的成绩超过了闻一多的预料，几个人三更时喝了半醉后，彼此便以辛额、叶芝互誉。他们从演出的效果想到振兴祖国文化的希望，很快呼出“回国去发起国剧运动”的口号。这个口号立即变成实际行动，此后两个月里，他们制定了庞大计划，其中有编辑《傀儡》杂志，有创办“北京艺术剧院”，有演员训练学校，有戏剧图书馆博物馆，有选送留学戏剧艺术资助金，有邀约外国戏剧家来华指导，甚至还设想了保留的剧目。接着，他们做了进一步分工，有的去剧院访问经理，有的去采访演员，有的跑电器公司、化妆用品店、承做布景厂，整整跑了两个月[48]。
《杨贵妃》的演出使波士顿的大江会员见猎心喜，跃跃欲试。时任剑桥中国学生会主席的大江会员沈宗濂，决定也排演一出英语中国戏招待外国师友，顾毓编写、梁实秋翻译的《琵琶记》，就诞生于这种环境。至于布景、服装等，他们向闻一多求援。3月28日，《琵琶记》在波士顿美术剧院公演同样座无虚席，演出结束时，“掌声雷动，几乎把屋顶震塌下来”[49]，次日颇有影响的《基督教箴言报》亦做了盛情报导。闻一多很支持这次演出，排练期间他因事不能赶来，仍请赵太侔前往帮忙。演出前夕，他专程赴波士顿，并给谢冰心等演员脸上化妆[50]。
以大江会员为主力的上述演出，不仅是向美国介绍中国戏剧的初次尝试，还拉开了中国国剧运动的序幕[51]。当然，这些演出亦是闻一多“大江的国家主义”实践的组成部分。为了发动国剧运动，1925年初闻一多与梁实秋、顾毓琇、余上沅、张嘉铸、熊佛西、林徽音、梁思成、瞿士英、熊正瑾等共同组织了“中华戏剧改进社”，准备以此为国剧运动的阵地。闻一多、余上沅、赵太侔经过慎重研究，由余执笔专函胡适，希望得到北京大学及新月社的支持与帮助。信中说：“我们原来各有各的计划，想将来回国为戏剧艺术尽力。近来才互相约定，决于今年夏天一同回国，开始筹办‘北京艺术剧院’的运动”。虽然“我们也在纸上拟了很完备的计划，但苦于无钱开办”。因之，现在一是“请北大开设戏剧传习所”;二是请“帮我们的忙，使我们可得一个地方做实验”;三是请加入中华戏剧改进社[52]。
信中所说“计划”，即《北京艺术剧院计划大纲》，刊于1926年9月中旬《晨报·剧刊》，署名除闻一多、余上沅、赵太侔外，由于《晨报》编辑孙伏园也参加了些意见，故亦列入其名。这个大纲包括组织概略、剧场建筑、营业方法、练习生功课、进行步骤五个部分，虽只是规划了一个艺术蓝图，却吸取了西方戏剧艺术的特点，体现了改良中国戏剧文化的基本模式。这封信还提到回国事，说明闻一多1925年初便已有此决定。按清华规定，他可在美学习五年，需要研习还可延长。但是，闻一多只留学三年，促使他提前回国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发动国剧运动和实现北京艺术剧院的梦想。这些，无论是闻一多本人还是清华同学，都视其为“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之努力[53]。
闻一多回国后，即为筹建北京艺术剧院而正式加入新月社。不过，这个设想虽得到徐志摩、胡适、张歆海、萧友梅等赞同[54]，资金却无处募集。是年秋，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改建为艺术专科学校，闻一多在徐志摩推荐下出任教授兼教务长，赵太侔、余上沅亦任教授。这时，尽管他们“撞了无数的木钟”，北京艺术剧院仍无“半点希望”。不得已，他们乘艺专筹建之机多方奔走，终于“商量教育部添设了音乐、戏剧两系”[55]。这件事不仅是闻一多实践“大江的国家主义”的又一努力，并且在中国戏剧史上有着不寻常的意义。洪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中说：艺专戏剧系的设立“是我国视为卑鄙不堪之戏剧，与国家教育机关发生关系的第一朝”。
闻一多提倡的“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无疑带有强烈的复兴意识，所以很容易被视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可是，事实上闻一多并不是只要争取中国一国的独立解放，同时也着眼于整个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众所周知，英国诗人拜伦出身贵族，却对被奴役的弱小民族寄以深深的同情，他参加了希腊的民族独立战争，并写有《希腊之群岛》。闻一多非常推崇拜伦的这种精神，不仅翻译了这首诗，并于1923年致函郭沫若，希望《创造》杂志能为拜伦出一百年祭辰纪念号[56]。中华戏剧改进社成立时，曾打算筹备一种提倡国家主义的文艺刊物，这个起名为《雕虫》或《河图》的杂志后来未能出版，但闻一多书信中保留的前四期拟目，其中既包括中国美术、戏剧、音乐、建筑、服饰等，也介绍了惠特曼、帕敷罗娃、芬勒楼札、小泉八云等世界文化人物。闻一多自拟的题目有《塞藏赞》、《奈陀夫人的艺术》、《毕痴来》。此外，闻一多还建议第五期讨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并着手撰写从民族主义观点论美国新诗运动的《新民族的新诗》[57]。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并未冲突。
四、大江会在国内的代言人
大江会后来发展到三五十人，会员们在抗议五卅惨案、呼吁修改不平等条约、力争取消领事裁判权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成为20年代中叶留美学生中很有影响也很有势力的一个团体。1925年暑期，全美中国留学生召开代表会议讨论国事主张，共到代表33人，其中大江会员占9人，为与会者的28%[58]。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全美、东美、中西美三个组织，其中全美派出会议代表为罗隆基、东美为时昭瀛、中西美为刘英士，大江会不仅占其二，而且会议主席由罗隆基担任。这次会议的讨论结果，拟成包括“对目前国事主张的原则”和“反帝国侵略组织之原则”两部分内容的《全美留学生代表会议报告》，其执笔者三人中，两人为大江会员[59]。
是年，大江会还几乎控制了全美、中美、中西美年会的会序。如东美中国留学生年会以“今日中国应采取国家主义教育方针”为题组织辩论，结果由大江会会员梁实秋、浦薛凤、沈宗濂组成的哈佛大学队战胜了哥伦比亚大学队。大江会员蔡公椿还当选为新会长[60]。中部年会中心议题为“国家主义与中国”，四个小组主讲人均为大江会员：罗隆基主讲“中华民国之国家主义”、时昭瀛主讲“列强在中国之政治侵略”、何浩若主讲“列强在中国之经济侵略”、翟桓主讲“国家主义实施之方法”。讨论中，一致认为目前形势下确有采取国家主义的必要，会议通过的中英文宣言体现了这一精神。换届改选时，王化成出任新会长，吴景超担任中文书记。同时，年会还推选吴泽霖为全美留学生总会会长候选人[61]。
还有一件事也足以令大江会自豪，即罗隆基作为全美中国留学生代表参加了瀑地会议。这次会议由美国民间发起，主要讨论如何应付中国民众的反帝浪潮，也讨论向美国政府的若干建议。会议邀请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和领事郭秉文出席，并请5位留学生参加，罗隆基即其一。由于罗的鼓吹，会议竟专门讨论了中国的国家主义问题。因为罗的突出表现，在美的中国工商界公推他回国报告瀑地会议详情，并列席在国内召开的关税会议[62]。
尽管大江会势头正劲，但它的舞台毕竟局限在美国，倘若没有人在国内活动，就不可能引起国内的关注。1925至1926年之交，大江会之所以在国内政坛占据一席之地并产生一定影响，是与闻一多一系列社会活动密不可分的。闻一多不但是大江会的“中坚分子”，而且对“大江的国家主义”之“热诚维持得也最长久”[63]，因此作为大江会员的第一个回国者，义不容辞地成为大江会在国内的代言人。
闻一多踏上国土的第一天便目睹五卅惨案的血迹，这决定了其回国之初的政治活动必然与反帝斗争联系在一起。这正如他发表《醒呀!》一诗所加的跋中说：“这些是历年旅外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目下正值帝国主义有沪汉演成这种惨剧”，所以“把这些诗找一条捷径发表了，是希望它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64]。。如果说文艺创作还属于个人行为的话，那么闻一多参与发起“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代表的则是大江会的团体行为了。
1925年秋冬之交，北大教授、中国青年党人李璜在《醒狮周报》刊出发起“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下简称“联合会”)启事，闻一多认为其中“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八个字与大江会纲领颇相吻合，便主动代表大江会要求加入[65]。12月，罗隆基回国参加关税会议，对此亦表赞成。12月13日，罗隆基、闻一多、余上沅代表大江会，与大神州社、醒狮社代表共同召开了联合会筹备会。20日，联合会正式成立，其《缘起》中“谋取我中华领土之完全，恢复中华政治之自由发展，中华经济之自由抉择，中华文化之自由演进”，显然录自《大江会宣言》。而“我辈之志愿，尤在养成中华人民为牺牲气节，感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国家的荣辱为荣辱”，也来自《大江季刊·发刊辞》[66]。
闻一多是为了宣传“大江的国家主义”而参加联合会的，为此，他甚至将联合会办公处和“国家主义研究会”也设在自己家里。另外，还打算“搜集国内外之各种出版物”，促成“国家主义之小图书馆”[67]。不过，真正引人注目的，则莫过于与李璜等人联合组织的两次大会。这两次大会矛头既对准帝国主义，同时也带有明显的反苏反共色彩。
第一次大会是1926年1月底召开的“反对日俄出兵东三省大会”。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奉战争中郭松龄前线倒戈反奉之际，日本以“满蒙”与其有利害关系为借口公然出兵干涉，并于郭奉决定性的巨流河战役中切断郭军后路，导致郭军惨败。战事紧张时，张作霖调黑龙江部队南下，而暗中支持郭松龄、冯玉祥的苏联中东路局，以未交纳车费为名中止中东路交通，张作霖遂扣留苏方路局长。一时双方剑拔弩张，外间纷纷传说苏联亦有出兵的可能。如果战事爆发，东北人民必将生灵涂炭，而日苏两国无论什么理由在中国境内交战，都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正因如此，闻一多被一个月来雪片般的警报搅得坐立不安，激愤的情绪促使他去找李璜商量，建议由联合会发起一次“反对日俄进兵东三省大会”。李璜城府较深，主张不动声色的秘密准备，性格坦直的闻一多觉得这是书生之气，自己跑到北大三院和艺专广告栏前，径直贴出“发起反日俄进兵东三省大会筹备会”启事[68]。
1926年1月29日晚，大江会与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国家主义青年团、国魂社、铁血救国团、醒狮社、夏声社、蜀光社、大神州社、国民党各团体联合会40余团体在北大二院召开“反对日俄进兵东三省大会”。会上表决通电全国以宣布日俄侵略行为、警告日使俄使与张作霖、散发反对日俄出兵宣言三项方案时，会场出现骚乱。争吵中，彼此竟动起手，有4人受伤[69]。这次小打，加深了闻一多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成见，他对他们阻挠通过决议十分不解，并称一国家主义者有“项王之叱咤一声而万众皆喑”的气概[70]。
同年3月中旬召开的“反俄援侨大会”，是闻一多又一次重要的国家主义活动。2月中旬，报载旅俄华侨总会会长金石声回国途中在伊尔库次克被害。亦有消息说被驱逐回国的华侨常常被拘，并有因刑而残者。为此，有人向李璜哭诉，李璜随约闻一多、罗隆基、余上沅，及北海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老同盟会会员张颐、清华教授邱椿、北大教授常燕生等相商。闻一多在美国多次目睹华侨的惨状，不难理解他对迫害侨胞如何气愤。于是，决定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一次反俄援侨大会筹备会，并推闻一多与李、常、邱、罗组成主席团，以李为主席[71]。会后，闻一多绘制了些讽刺漫画，其中一幅最大的，画着一个恶魔在阴霾四布的天气中拿着粗长的鞭子殴打裸体跪在地上求饶的人众，象征着侨胞的悲惨。人称这些绘画的影响，“比用文字所发布的标语和传单还要广大而深刻”[72]。《晨报》的一则消息中，也介绍说这些绘画将虐待华侨“和盘托出”，使人“惨不忍睹”《今日反俄援侨大会》，1926年3月10日《晨报》。。反俄援侨大会3月10日下午在北大三院举行，闻一多是主席之一。大会宣布散会时，共产派与国家主义派又一次出现混战，双方都有人负伤[73]。勿需讳言，这次大会的目标是针对苏联的，以致多年来闻一多的这段历史几乎无人谈起。然而，平心而论，苏联当时的一些做法的确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因此不能不承认闻一多的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体现的是爱国主义色彩。
这次大会后不几天，日、英、美等八国为大沽口事件对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北京民众遂决定18日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闻一多当初准备参加这次集会，由于李璜称这是“为共产党跑龙套”才答应不去，但紧接着表示“我们也应该发动一次大示威，以张国家主义派的声势”[74]。正是闻一多的力促，17日晚大江会等30余团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反对八国通牒问题，决定次日上午单独示威游行，以监视政府不得承认八国通牒[75]。次日，联合会队伍离开执政府不到两个小时，便发生了三一八惨案。闻一多闻讯极为痛心，主张与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共同开展爱国运动。接着，他写下《唁词——纪念三月十八的惨剧》、《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等，赞颂三一八惨案烈士的献身精神。他说：“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76]这些话，不仅表明了闻一多对三一八惨案的态度，也为他对国家主义的理解做了最恰当的注脚。
“大江的国家主义”是闻一多政治上的一次重要尝试。如上所述，他实践国家主义所做的一切，都表现出鲜明的爱国精神。爱国主义在今天并不成为问题，但在当时却遭到批判，闻一多之所以与共产党人意见相左，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内，曾普遍认为世界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整体，中国革命只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基于这种思想，中共早期文件及领导人言论中都只提倡国际主义、世界主义，而指责“爱国”二字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大江会认定国家存在是个事实，“就论俄国也有国家存在，这时要想打破国界，势尚有所未能”[77]。其实，闻一多与大江会员并不否认将来的世界是大同的社会，并认为“纯粹的国家主义原不与世界主义相抵触”。但是他们信守“国治而后天下平”，认为在干戈未宁之中国高谈世界主义是不切实际，况且“爱己者始能爱人，爱国者始能爱天下”，“否则国尚不国，何世界有”[78]。闻一多对拜伦的礼赞，也反映了这一点。因此，笼统地说国家主义者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未必符合实际。
闻一多虽然提倡国家主义，可用“国家主义”来解释他的行为也不尽准确。他的国家主义活动，说到底是反侵略斗争，他反对苏联也是基于这一立场。受爱国激情驱使的闻一多对苏联当时的一些对华政策十分反感，尽管十月革命后苏联曾宣布放弃旧俄自中国掠夺的大片土地，但事实上不久就从这个立场上倒退了。何况苏联始终没有放弃中东路权，每年5000万元的经济收益仍继续输入其境。同时，苏联红军驻扎外蒙古、暗中支持其脱离中国版图的做法也使人不能容忍。他在《七子之歌》中写到旅顺大连，可以说是对“赤色帝国主义”的一条旁注。另外，中共听命苏联，在他看来如同军阀听命英日一样，没有什么差异。即使在今天，世界仍处在国家与民族的竞争之中，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使自己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家利益仍是最高利益。在这一点上，闻一多的爱国主义精神没有过时。
上述诸问题颇为复杂，其中多种因素还有待深入研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家主义”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愿意接受的一种思潮，并且共产党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1927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确定了中国革命分作两个阶段，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下的中国当时只能进行民主主义革命。这样，就回答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以此来看待闻一多与大江会的关系，看待他的以及大江会的国家主义活动，就不难解开某些疑点。
(本文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 目前多数涉及到大江会的著作，都误以为它是中国青年党在美国发展的一个团体，实则两者除在国内有所合作外，其组织并不相干。对此考证，以及下文中所述《大江会宣言》的具体内容、会员们为实践“大江的国家主义”所做之努力、为援助国内反抗五卅惨案的斗争等，均请参阅拙作《大江会在美国——兼论“大江的国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处编《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
[2] 《致闻家驷》，1923年3月25日，《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书信未注出处者，均为此书此卷。
[3] 《致闻家驷》，1923年3月25日。
[4] 《致家人》，1923年5月7日。
[5] 《致闻家驷》，1923年9月1日。
[6] 《致吴景超、翟毅夫、顾毓琇、梁实秋》，1922年8月14日。
[7] 《致闻家驷》，1923年3月25日。
[8] 《致翟毅夫、顾一樵、吴景超、梁实秋》，1923年3月30日。
[9] 《致闻家驷》，1923年4月8日。
[10] 《致梁实秋》，1923年5月15日。
[11] 《致闻家驷》，1923年9月1日。
[12] 《清华周刊》第292期，1923年11月2日。
[13] 《清华周刊》第294期，1923年11月16日。
[14] 《清华大改革案之本文》，《清华周刊》第292、293期，1923年11月2日、9日。
[15] 《致五哥》，1924年6月14日。
[16] 罗隆基：《关于新清华学会及改组董事会二事的答复》，《清华周刊》第309期，1924年4月11日。
[17] 浦薛凤：《万里家山一梦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7页。
[18] 浦薛凤：《理性的国家主义》，《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1925年7月15日。
[19] 何浩若：《只要此心不死我们终有一日》，《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1925年11月15日。
[20] 《致家人》，1924年6月14日。
[21] 《致家人》，1923年7月20日。
[22] 梁实秋：《谈闻一多》，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47-48页。
[23] 梁实秋：《公理》，《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
[24] 《致父母亲》，1923年1月4日。
[25] 《致父母亲》，1922年8月。
[26] 《致家人》，1924年6月14日。
[27] 梁实秋：《谈闻一多》，第49页。
[28] 大江会具有同仁性质，据《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所载《大江会会员一览表》，所列29人皆为清华毕业生。他们是：1921级的何浩若、吴泽霖、沈有乾、沈宗濂、浦薛凤、闻一多、熊祖同、罗隆基、薛祖康，1922级的沈镇南、潘光旦、时昭瀛、陈钦仁、陈华寅、张继忠、黄荫普、刘聪强、蔡公椿、魏毓贤，1923级的王化成、孔繁祁、吴文藻、吴景超、徐宗涑、顾毓琇、梁实秋、翟桓，1924级的胡毅、胡竟铭。从这个名单看，他们素质非同一般，在后来的岁月中，潘光旦、吴泽霖、吴文藻、吴景超是著名社会学家。电机学界习称之“顾氏变数”，是顾毓在博士论文中所提出。梁实秋以杂文闻名，且著有百万字《英国文学史》，还独自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罗隆基为职业政治家，是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人，并始终担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潘光旦在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闻一多则于1945年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何浩若在美投考军校，后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教官。抗战爆发后，上述人中有4人参加庐山谈话会，两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参事室时，14位参事中大江会员占有6人。他们当中，有人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有人担任过外交部次长及条约司司长，有人担任过军委会外事局局长，还有人出任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主任。至于大学校长、院长、教务长、系主任者，更不在少数。
[29] 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说入会誓词是：“余以至诚宣誓，信仰大江的国家主义，遵守大江会章，服从多数，如有违反愿受最严厉之处分。”但《大江会细则》则规定誓词为：“我誓以我的名义为誓，愿绝对实践大江的国家主义，遵守章程，服从多数，为中华民国牺牲一切。”
[30] 《大江会章程》，《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
[31] 胡毅：《我的教学和翻译工作》，民盟天津市委员会编《天津民盟四十年》，1991年印行，第210页。
[32] 彭基相：《巴黎通讯》，《时事新报》，1927年9月7日。
[33] 《五四历史座谈》，《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367页。
[34] 访问顾毓琇记录，1988年5月11日。
[35] 《致梁实秋、顾毓琇》，1925年3月。
[36] 《致闻家騄、闻家驷》，1922年10月15日。
[37] 《致吴景超》，1922年9月24日。
[38] 《致梁实秋》，1925年春。
[39] 《大江会宣言》，《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
[40] 《致梁实秋》，1923年2月18日。
[41] 《现代评论》第2卷第29期，1925年6月27日。
[42] 《现代评论》第2卷第30期，1925年7月4日。
[43] 同上，第31期，1925年7月11日。
[44] 转引自《致梁实秋、熊佛西》，1926年2月。
[45] 朱自清：《爱国诗》，《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页。
[46] 《致梁实秋》，1925年3月。
[47] 顾毓琇：《怀故友闻一多先生》，《文艺复兴》第3卷第5期，1946年8月1日;梁实秋：《琵琶记的演出》，《秋室杂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9-60页。
[48] 余上沅：《致张嘉铸》，《晨报副镌·剧刊》第14、15期，1926年9月16、23日。
[49] 梁实秋：《琵琶记的演出》，《秋室杂忆》，第56、59、62页。
[50] 冰心给作者的信，1986年3月3日。
[51] 顾毓琇在《九二自述》中说：“我国有国剧运动，此时实在纽约、波士顿开始”。参见《水木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
[52] 余上沅致胡适，1925年1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53] 《清华周刊》第343期一则消息云：“在美同学闻一多、梁治华(即梁实秋)、顾一樵(即顾毓琇)诸君，鉴于目前中国地位之危急，非有真正之国家文学，鼓吹民气，发扬民德不可，已定在本国创办一种文艺刊物专为提倡国家主义之用。并请定在美同学杨廷宝、骆启荣君担任美术，现代文学巨子落花生、冰心女士等担任撰稿。闻闻君将牺牲学位，于本夏返国办理一切。”
[54] 《致闻家驷》，1925年8月11日。
[55] 余上沅：《致欧阳予倩、洪深、汪仲贤》，1925年11月19日，转引自：《余上沅戏剧论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56] 《致闻家驷》，1923年11月5日。
[57] 《致梁实秋》，1925年春。
[58] 这些人是威斯康辛的何浩若，芝加哥的王化成，爱渥互的孔繁祁，明尼苏达的吴景超、时昭瀛，大波士顿的顾毓琇、沈宗濂，费那大费亚的蔡公椿，以及作为国事后援委员会代表的罗隆基。
[59] 《全美留学生代表会议报告》，《清华周刊》第24卷第5号，1925年10月9日。
[60] 《校外新闻》，同上，第11号，1925年11月20日。
[61] 张忠绂：《留美清华生中部年会报告》，同上，第17号，1926年1月1日。
[62] 《校外新闻》，同上，第9号，1925年11月6日。
[63] 梁实秋：《谈闻一多》，第51页。
[64] 《现代评论》第2卷第29期，1925年6月27日
[65]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34页。
[66] 《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缘起》，转引自《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成立》，1925年12月20日《晨报》。
[67] 《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筹设图书馆》，1925年12月27日《晨报》。
[68]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126页。
[69] 《昨日各团体之反对赤白帝国主义出兵大会》，1926年1月30日《晨报》。
[70] 《致梁实秋、熊佛西》，1926年2月。
[71] 李璜：《学纯室回忆录》，第127页。
[72] 施真：《纪念闻一多先生》，《青年生活》第3期，1946年8月1日。
[73] 《国家主义者与共产派昨日空前之大血战》，1926年3月11日《晨报》。
[74]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135页。
[75] 《昨日各团体集会反对八国通牒》，1926年3月18日《晨报》。
[76] 《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1926年4月1日《晨报·诗镌》创刊号。
[77] 《国家主义的论辩》引罗隆基语，《清华周刊》第24卷第18号，1926年1月18日。
[78] 浦薛凤：《理性的国家主义》，《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