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歇尔对李闻被刺的反应
李闻惨案发生后,美国许多团体要求停止对华援助。1946年7月20日,《纽约邮报》在社论中建议马歇尔正告蒋介石,要其“立即停止用暗杀为政治武器,并决心解除内战威胁”,否则“美国将断绝租借援华”①。21日,合众社纽约电中,报导了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53位教授,为李闻事件联名致电杜鲁门总统、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及美国国会表示抗议②。他们要求“美国政府必须立刻撤退其驻华军队,在中国尚未成立民主之联合政府之前,美国必须停止对其一切军事及财政援助”③。
美国的舆论令扶持国民党的美国政府感到难堪,由此对蒋介石产生了不满,并将美国总统特使、身负调停国共矛盾的马歇尔置于尴尬之地。7月17日上午,马歇尔与周恩来在南京海宁路5号举行会谈,当时,周谈到闻一多继李公朴之后紧接着被刺身亡时很激动,说:闻一多不仅是留美学生、诗人,还是胡适的朋友。周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想借用胡适在国内自由主义精神领袖的地位,来强调闻一多被刺的严重性。马歇尔也不加掩饰地承认自己也同周恩来“一样的震惊和憎恶”,并且认为国民党“应该知道让这种事泛滥会有什么结果”。不过,这位身负调停重任的总统特使,并不希望李闻事件与蒋介石有直接关联,而是“希望暗杀起因于地方上的仇恨,是地方的决定”。当然,马歇尔不敢为蒋介石打保票,他深知“昆明早就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刚到中国时就有学生在那里被杀害”④。会谈结束前,马歇尔表示他要与司徒雷登午餐时,再看看昆明有什么报告,然后商量能做些什么⑤。会谈后,马歇尔立即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汇报了李闻事件。
在美国外交档案中,保存着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领事斯普劳斯当时给大使馆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指出:
李被暗杀后,在大学的开明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谴责。然而,他们不相信自己受到了威胁,因为大家感到,李是一个实干的政治活动家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尽管他们自己也接到了可能有危险的警告,但这种感觉还是存在的,可是,闻一多被暗杀使局势完全改观,因为闻是开明人士中的佼佼者,受到知识界的高度敬仰。⑥
鉴于深感蒋介石对中共成见太深,鉴于国共双方的军事摩擦不仅始终未停而且蔓延的趋势愈加显著,马歇尔担心难以完成杜鲁门总统交给他的来华使命。在这种情况下,不希望因李闻事件干扰其努力目标的马歇尔,当即决定向蒋介石提出调查处理李闻事件的要求。
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的当天下午,与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同机自南京飞至牯岭,会见在那里避暑的蒋介石。晚宴后,马歇尔向蒋介石郑重指出李闻惨案足以对居中调停的美国带来负面影响。他说:“这次暗杀针对了中国最有教养的一群人,其中许多人是从美国的大学毕业的,美国人会把他们的贡献同那些受教育较少的打内战的军事领导人相比”,所以美国舆论肯定“对蒋不利”⑦。与马歇尔一起和蒋介石会谈的司徒雷登,也坦率表示国民党政府“已在知识分子和大众中逐渐失去号召力”,而“最近的谋杀造成的极大的恐惶”,也使“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对政治思想和行为进行压制的开始”。为此,司徒雷登建议蒋采取三项措施:“一,公开声明中央政府不赞成谋杀;二,解除对报纸的限制;三,召开政协会议作为建立立宪政府的开端。”⑧
蒋介石不能无视司徒雷登提出的建议,也不愿意背上治国无能的骂名,于是匆匆责令行政院发出一道保障人民安全的命令⑨。以通令形式命令各级政府“对于政治党派人士特加保护”,这在国民党统治史上却还是头一次,尽管促成这个通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态度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
二、昆明领事馆对民主人士的保护措施
如果说马歇尔、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批评还不是公开的话,那么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对昆明民主人士的保护性措施,则频频见于报端,客观上加重了李闻惨案后的险恶气氛。
7月15日,闻一多被刺的当夜,昆明领事馆领事斯普劳斯就用吉普车将有可能继李闻之后被暗杀的几位重要民主人士接到领事馆加以保护。进入领事馆者共有11 人,他们中的西南联大教授有公开反对独裁专制的老同盟会会员张奚若、民盟中央常委潘光旦;云南大学教授有民盟云南省支部主任委员楚图南,组织委员冯素陶, 民盟盟员费孝通、潘大逵、尚钺。受到保护的还有音乐家赵渢、中苏文化协会金若年、云南大学讲师王康等。此外,还有一些人的家属和孩子⑩。
昆明领事馆对上述人士的保护是必要的,因为李闻的被刺已使批评过政府的人士感到人人自危。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闻一多被刺当天给教育部的电报中,曾用“同人极度恐惶”这种公文中少见的措辞[11]。教育部长朱家骅7月18日给蒋介石的密电中也没有掩盖这一事实,坦率报告说“昆明联大教授闻一多被害,教育界人士殊感焦灼”[12]。这些,反映的不仅是昆明教授的心态,也曲折表明了其他民主人士的处境。
从某种意义讲,昆明领事馆的这一措施带有将李闻惨案国际化的意味,势必部分影响到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实际上,昆明领事馆对民主人士加以保护的同时,便向南京美国大使馆做了报告,强调这是险恶形势下的非常举措。
按照国际法,昆明领事馆的这一行动超越了其外交职权,为了申明他们并不想干涉别国内政,领事馆15日晚特向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作了说明,指出“十一人确有危险,彼愿站在人道立场予以保护,绝非保护若辈之政治组织也”。霍揆彰肯定没有料到美国会在这个时候公开介入,因而不知轻重地于次日致函昆明领事馆, 认为“中国人应由中国军政机关保护,美领馆竟接受十一人之要求而保护之有侵中国主权,希即开列名单,交中国政府”。主持领事馆的斯普劳斯不想扩大事态,于是把这份公函交给避入领事馆的民主人士传阅。现有材料没有保留下被保护者的反映,但从事后斯普劳斯“直接复函警备总部,略称十一人多属本人朋友,彼等确有性命之虞,且彼等并非犯人,似不能行用引渡办法”[13]的态度来看,可以断定他与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等对霍揆彰的蛮横十分不满。
对昆明民主人士采取保护措施,昆明领事馆打的是一个擦边球,不免有些忐忑。不过,可能连领事馆的人也没想到,无论马歇尔、司徒雷登,还是美国国务院,都非但没有批评,反而对他们在突发事态下的这一紧急措施予以认可。7月20日,旧金山广播了一则来自美联社华盛顿的消息,云:
美国国务院顷证实李公朴、闻一多暗杀案发生后,昆明美领事馆确对十一位民主同盟分子加以保护。国务院声称,昆明美领事此种措置因该十一人显然有亦被暗杀之可能,南京美大使馆已与中国外交部商谈此问题。据称中国当局已派员往昆调查此案,并命该地警备司令部维持法律。一俟安全确有充分保障,该十一位民盟人士即行脱离美领事馆之保护。[14]
美国国务院的态度给了昆明领事馆一个定心丸,这样,如何对待不同政见者的球,又踢回到国民党政府一边。行政院的通令并没有改变昆明的严峻形势,以至刚刚离开领事馆的潘光旦、费孝通,因感到威胁仍然存在,无奈于21日再次返回。这件事的内情,从未见于报端, 外间无人知晓,直到笔者查阅到当时刘英士给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一份报告,这个谜团才被揭开。刘英士是这样报告的:
潘光旦等上星期五出美领事馆,但于昨日(星期日)下午经与梅月涵等再四研究之后,重进美领事馆。原因如下:昨为留学生考试第一日,梅校长坐自备包车赴试场。十时左右,梅因将有汽车送其回寓(西仓坡五号清华办事处),故命包车夫先回。包车夫于归途中遇暴徒数人,持枪逼询清华办事处共住几人,有枪多少等语。潘光旦夫妇均与梅校长同住,故包车夫未敢率直回答。结果包车夫被殴!此事发生后,潘等认为治安当局控制力量不够,故又逃至美领事馆。[15] 刘英士是教育部参事,1928年与闻一多、潘光旦一起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因此朱家骅在拟派西南联大教授冯友兰、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等赴昆调查闻一多案真相未果后,便选中了刘英士[16]。刘英士是20日抵昆的,一下飞机就遇上潘光旦、费孝通再避昆明领事馆事,这就使其调查闻案真相和慰问闻一多家属的任务,一变而为劝说他们二次离开领事馆了。
三、杜鲁门对蒋介石的责难
几乎当时所有人都承认发生在国共军事冲突愈演愈烈之际的李闻惨案,是国民党坚持武力统一的又一明证。马歇尔一边要调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国共纠纷,一边还承受着来自国内的舆论压力,然而已经有些精疲力竭的他,还要应付另一件节外生枝的事——听取龙云对别有用心之人将李闻惨案祸首栽赃到他头上的驳斥。
李闻惨案发生后,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一面贼喊捉贼地发布悬赏缉凶启示,一面散布谣言,栽赃陷害,说龙云集团某某人趁云南省主席卢汉赴东北视察滇军,以“省政主持无人之时,发动有计划之谋杀,冀嫁祸政府”,且“谋杀案之主使人已逃往昭通原籍躲避”,遂即拘捕了龙云任昆明行营主任时的副官处长杨立德中将[17]。所谓“谋杀案之主使人”,暗指龙云三公子龙绳曾。7月25日蒋介石在庐山召见霍揆彰时,有记者特询问李闻案主谋是否龙绳曾,霍揆彰以“尚不一定”四字回答[18]。这种半遮半掩,其实就是暗示,一时外间沸沸扬扬,将怀疑指向龙云。
龙云自1945年10月初被蒋介石政变搞下台后,只挂名做军事参议院院长,且无行动自由。龙云岂肯替人背过,一气之下于7月29日发表公开谈话,怒斥“近日京沪少数报纸,对该案多作不负责任之报道,涉及私人之信义,不知其消息来源有何根据?”复声明:“无论为外人所投或自行采访,而一涉私人,即应负法律责任。甚望各报在政府未正式公布调查结果之前,对于此案勿再轻率发表不负责任之报道。”[19]30日,马歇尔从庐山返回南京,次日龙云便登门拜访,两人晤谈近一小时,有消息说会谈中心即“云南情形及李闻事件”[20]。弱势者总是容易获得同情,马歇尔显然被龙云的诉说打动了。不知是不是受此影响,第二天马歇尔见到国共谈判国民党代表俞大维时,忍不住说:“据我与司徒雷登博士观察,委员长在美之声望,已渐降落。”
在国共军事难以中止,李闻惨案又牵扯甚广情况下,无可奈何的马歇尔做了件出人意料的事,他要求杜鲁门总统直接出面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马歇尔调停时期,杜鲁门与蒋介石之间总共互相通过三封信,按照马歇尔意见写出的这封信是第一封[21], 而后两封也是由此信引起的。杜鲁门以私人名义写给蒋介石的这封信,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形势的忧虑。因为蒋介石一意孤行,独吞胜利果实的企图,不仅很难得逞,而且势必造成中共摆脱约束,导致苏联在华势力的扩大,这便影响到美国的远东利益。正因如此,杜鲁门在信中除了对中国未能采取切实步骤实行政协协议表示失望外,还强调美国民间舆论对国民党压制舆论十分不满,对制造暗杀更是深为厌恶。同时,他还用外交辞令正告蒋介石:如果中国内部问题不能和平解决,自己就要重新考虑美国对华政策。
依国际惯例,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批评,通常首先利用高级外交人员以谈话方式传递信息,只有迫不得已时才由国家元首出面。杜鲁门的信当属后者,且批评之严厉,仿佛颐指气使地教训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我们不知道蒋介石看了这封经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转回国内的信后是否暴跳如雷,也不清楚这封信在李闻惨案善后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因为这封信送达蒋介石时,闻一多被刺案的处理方针业已确定。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在于它再次明白无误地把国民党能不能容忍国内反对势力,能不能善待在野党派批评,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联系了起来。由此可见,李闻事件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确实不同寻常。
抗战以来,一直以领袖自居的蒋介石,在国际上还从未受到过如此指责。带着一肚子气,蒋介石继派遣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之后,又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陆军总部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赴昆全权处理闻一多被刺案。8月25日,顾祝同在翠湖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举行第二次公审,判决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汤时亮、李文山死刑,并于26日执行枪决[22]。同时,顾祝同宣布蒋介石命令:霍揆彰革职,交陆军总部看管。这些事情办完了,蒋介石才复电杜鲁门,其时相距杜鲁门发信之日已至少两个星期。
蒋介石的复电本应是对杜鲁门批评的答复,却成了武力统一政策的辩护书。电中说,“和平的愿望必须是相互的”,言外之意把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蒋介石说他也希望和平,但前提是“共产党必须放弃其以武力攫取政权、推翻政府及建立一个有如目前东欧的集权的政权的政策”,这等于告诉美国,他反对战后在欧洲流行的联合政府形式,因此不愿意按此模式改造政权。在开出这个条件之后,才涉及到李闻事件,却轻描淡写地说:“政府方面的若干下级人员也有错误”,但它“与共产党方面罪恶昭彰的违犯相比较,这些错误是渺小的”,况且“政府方面任何时候发现任何错误,我们对犯错误的人是严惩不贷的”[23]。
蒋介石在闻一多案善后问题上的确费了不少心思,但他最终放过了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主谋——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且把李公朴被刺案悬挂起来,只枪决了两个声称个人行为杀害闻一多的小特务。这种“严惩不贷”,不仅推卸了政府的责任,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做给美国看的。
注释:
①《纽约邮报提出警告》,《文萃》第40期,1946年7月25日。
② 美国国务卿为贝尔纳斯,时其生病,由副国务卿艾奇逊代理。
③《美国哈佛大学等五十三教授为李闻事件的抗议》,方仲伯编《李公朴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
④⑤《1946年7月17日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郭曦晓译。按:郭曦晓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室研究人员,后赴美国、加拿大留学。本纪要即其提供,唯当时未记录材料来源,且日后与郭君失去联系,以致无法准确注明出处。
⑥ 菲利普·D·斯普劳斯:《关于李公朴闻一多暗杀事件的责任问题》,中共云南师大党委党史资料征集组编《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第五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⑦ [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施旅译《马歇尔传(1945-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⑧ 据《1946年7月21日司徒雷登致贝尔纳斯的报告》,郭曦晓译。马歇尔的助手比尔在《马歇尔在中国》一书中也提到司徒雷登在庐山向蒋介石提出的这三项要求,其中第一项为“否定政府与昆明的暗杀事件有牵连,并向全世界彻底澄清此事”。
⑨《李闻在昆被刺案主席严令缉凶,政院派唐纵赴昆督办,并通令保障人民安全》,《中央日报》1946年7月18日。
⑩[13] 参见《李何林昨在文协会上报告昆明近况,刺杀李公朴凶手已由警备部提去,昆当局反对美领事馆保护张奚若等》,《文汇报》1946年7月25日。
[11] 《梅贻琦致教育部电》(1946年7月15日),清华大学档案室存。
[12] 《朱家骅致蒋介石密电》(1946年7月1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
[14] 《昆民盟十一人,美领馆保护中,美国务院证实此事,谓安全有充分保障时即脱离》,《大公报》1946年7月21日。
[15] 《刘英士致朱家骅函》(1946年7月2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文中所说的星期五为1946年7月19日,星期日为21日。
[16] 闻一多被刺后,朱家骅最早派钟道赞、冯友兰调查真相。钟道赞为教育部督学,时虽人在昆明,但承担不了此任。冯友兰则在重庆候机,急于北返,亦未接受委派。(《朱家骅致蒋介石急密电》,1946年7月1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朱家骅档案。)其后,朱家骅又拟在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或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中选择一人赴昆,亦未果。(《调查李闻被刺案,唐纵今日飞昆明》,《中央日报》1946年7月19日。)
[17] 《李闻案即可大白,当局已获重要线索》,《大公报》1946年7月26日。
[18] 《李闻案即可公布,又传与龙三公子有关》,《文汇报》1946年7月27日。
[19] 《龙院长发表对李闻案谈话,各方宜以极客观之态度,静待政府报告以明真相》,《云南日报》1946年7月30日。
[20] 《龙云曾往访马帅谈李闻事件》,《文汇报》1946年8月1日。
[21] 《美国总统杜鲁门致蒋介石密函》,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6年7至12月分册,台北“国史馆”1990年编印,第356-357页。
[22] 汤时亮真名汤世良,为刺杀李公朴凶手。李文山真名李明山,为刺杀闻一多凶手。二人承认他们杀害了闻一多。按预先计划,执行枪决时要换上另外两个替死鬼,但顾祝同怕弄巧成拙,没有同意。尽管如此,舆论仍认为这两个特务并未处决,处决的不过是替死鬼。
[23] 《中国大使(顾维钧)致杜鲁门总统》(1946年8月28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671-672页。该函转述的是蒋介石对杜鲁门8月10日函的答复。 闻黎明 《江汉论坛》 2006年第11期
作者：闻黎明，1950年出生，湖北浠水人，闻一多先生的长孙，闻一多先生次子闻立雕之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全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著有《闻一多传》、《闻一多年谱长编》、《闻一多画传》等作品。多年来，闻黎明走在研究祖父的道路上，越来越了解自己的祖父闻一多先生，也越来越走近闻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