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8日《中华读书报》刊登李嘉言之子李之禹的回忆《李嘉言与恩师闻一多先生》，文中从“清华求学”、“在西南联大”、“昆明·清华大学”、“惜别·永诀·融合”四个方面回忆了李嘉言与闻一多的密切关系。
李嘉言是著名古典文学家，在楚辞、唐诗、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上颇有建树，他首倡的改编《全唐诗》动议影响深远。李之禹指出：“李嘉言一生研究的门路和方法，深得其恩师闻一多治学三昧，闻先生对李嘉言学术研究和思想品质影响至深。”文中说：“1946年闻先生遇害后，李嘉言在纪念闻先生的文章中说：‘就我个人说，和闻先生已有15年的师生关系，同他在一个环境内生活，也将近十年。’这是就他与闻先生的接触和受言传身教而说的。若从一个学者从大师受教的几个阶段：素学、清修、升堂、入室看，1941年9月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东北郊司家营成立，中国文学部主任闻先生圈定李嘉言为第一批驻所研究人员，召至自己麾下专门从事唐诗研究后，李嘉言发表了一系列有创见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受到闻先生的公开称赞;以及此后李嘉言在《诗经》《楚辞》、汉魏六朝文学、唐诗以及古文论等方面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李嘉言才称得上是闻一多先生的‘入室’弟子。”
李之禹说：1932年8月底闻先生回清华大学任教时，已是国文系三年级学生的李嘉言选修了闻先生的诗经、楚辞、唐诗三门课。在他受教于闻先生的三、四年级期间共发表了十篇论文，其中《诗经》一篇、《楚辞》一篇、“唐诗”三篇是在闻先生指导下完成的。李嘉言说，抗战爆发后的“头五年内，有两个时期几乎是形影不离，读书、吃饭，甚至走路都在一起。没有他这五年口头地精神地督促，我未必能这样勤奋地读书”。李嘉言所说的两个时间，一是由清华、北大、南开合并的长沙临时大学迁昆明时，27岁的李嘉言参加湘黔滇旅行团，与闻一多一起跋涉三千五百里，步行到昆明。一是在西南联大，李嘉言与闻一多的学术交往。1939年暑假后闻一多开始国内研究休假，全家搬到晋宁县，离昆前，李嘉言将《贾岛年谱》第三稿交闻一多匡审。闻一多休假的一年里，李嘉言先后三次写信汇报和交流研究心得。1940年春夏，闻一多认真阅读了李嘉言的《贾岛年谱》第三稿，8月底回到昆明便交给了李嘉言。时，李嘉言已赴川南叙永县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任教，他在叙永用了半年时间，根据闻一多意见对《贾谱》再作修改，遂将誊清的第四稿托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转交闻一多。闻一多审阅订正后，交给《清华学报》，发表于1941年10月出版的第13卷2期。1941年9月，李嘉言返回昆明，恰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担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主任的闻一多，将李嘉言圈定为第一批驻所研究人员。
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李嘉言和闻一多全家吃住在一起，李嘉言在一篇回忆中写到：在文科所，闻先生是最刻苦的，“他读书读得那么起劲，除了吃饭睡觉，整天都在书房里”，“一同研究的先生们有六七位，论写读时间之长，谁也赶不上闻先生。他也有那份精力，每天总是天一亮就起床，有时不洗脸就坐到他那书桌前面了。在夜间也常常是他熄灯最迟。就在这样比较之下，我们几个人也不知不觉的多做了许多事。这也是一种习惯，有了这种习惯，‘一日不读书，就觉得不舒服’。‘有时无病也觉得不舒服，原来是今天还没有念书。’闻先生说过的这些话，我现在居然也有时领略到了。”
李之禹在文中说，闻一多非常爱惜人才，1941年6月5日和9月10日，为解决李嘉言待遇问题，闻一多写信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要求为李嘉言晋级和加薪。李之禹说：“闻先生在三个月内，为李嘉言的晋级和加薪两次上书梅贻琦，这在闻先生一生行事和其性格中是罕见的。这在闻先生一生行事和其性格中是罕见的，原因只有一个：惜才!爱才!励才!其心可鉴!”
李嘉言用一生的成就和同样的心，报答他的恩师!李之禹说：“在闻先生指导下，文科所的一年中，李嘉言发表论文五篇，完成《岑诗系年》《金碧文论》(收论文23篇)《孟浩然年谱略稿》《武陟方言考》《编年〈长江集〉》等专题研究8部(篇)。李嘉言还起草了《改编全唐诗刍议》。” 1941年9月22日，李嘉言在《当代评论》第1卷第12、13期上发表的《唐诗分期与李贺》受到闻一多的赞赏，季镇淮在回忆中也说：“闻先生说：《唐诗分期与李贺》不仅是慎予(李嘉言字慎予)的光荣，也是整个司家营的光荣!《唐诗分期与李贺》对唐诗研究提出了新问题，有了新推进。”李嘉言的这些成绩，都得到了闻一多的指导与鼓励，李之禹采访余冠英时，余冠英就说：“你父亲始终跟闻一多做研究，写文章篇篇请教闻一多。”
1942年7月4日，西北师范学院聘请李嘉言为文学院副教授，并寄来了旅费。职称的晋升与月薪的提高，可以缓解李嘉言养老哺幼的生计压力，这一点闻一多十分理解，但也痛惜清华文科研究所少了一员大将。7月12日晚，闻一多指示“办了一顿饭，欢送李公”。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嘉言在兰州报纸上看到后无比愤恨和痛苦。他在追念文章中说：“我自西南来到西北，从此也就离开了闻先生，没想到那次离别竟成了永诀!闻先生死了，对于国家，对于我个人，都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现在他死了，而且死于非命，这个损失该怎么估计!……现在他死了，而且死于非命，这个损失对于我是无法补偿的!”1960年1月，中华书局计划出版闻一多的《唐诗大系》，约李嘉言撰写序言。李嘉言欣然同意，并建议将闻一多的《全唐诗校读法举例》附于书后，自己的《全唐诗校读法》一文加按语作为“代序”，认为“这两篇文章有密切的联系”。回信中，李嘉言接受了中华书局请他主持改编《全唐诗》的商请，而这一学术工程发轫之初，李嘉言又是把这两篇文章作为改编《全唐诗》研究工作的指导性文件。“这是两人分别18年、闻先生逝世14年后，两位师生、学者精神上的又一次携手合作!他们的精神已经融合在了一起!”
李之禹文末写到：“李嘉言是闻一多回清华后到去世前精心培养的学生中，学业最刻苦，研究能力强，研究门路最贴近，性情最相似，相随时间最长，成就也最卓著的一个。闻先生和李嘉言在学术的星空中都过早地殒落了!思之令人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