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铭述说闻一多的婚姻生活

闻一多与夫人高真

　　《北京晚报》2006年9月14、15日两天，连载了闻铭撰写的《玉箫牙板听红豆——父亲闻一多的婚姻生活片断》。闻铭是闻一多的长女，熟知许多外人不甚了解的闻一多的婚姻生活，这篇回忆，介绍的就是父母结婚前后的一些往事。

　　人们知道闻一多与高真的结合是父母包办，但两家究竟是什么关系，却知之者甚少。对此，闻铭在文中介绍说：外祖母是父亲的十姨妈，闻一多是高真的表哥。高家也是个大族，据说原籍合肥，后迁至湖北黄冈的潞口镇。其先祖在明朝时立有战功，曾受皇帝召见和奖赏。高家后代一直保存着一面秦朝铜镜，据说就是当年皇帝赐予的宝物之一，所以高家每逢过年都要张灯结彩，挂上祖先的业绩以激励子孙。在闻铭的记忆中，曾外祖父做过清朝的知州、同知等官，还做过道台。外祖父高承烈 (字敬伯)早年就学于京师法政学堂，曾任广东饶平县知县、绥远恳务局坐办、安徽蚌埠船舶事务局局长、安徽高等法院推事等。高承烈为官清正廉明，办案时别人送的金首饰和衣料等都退了回去，只留下万民伞，故在官场多年，却一点积蓄都没留下来。高承烈40多岁患了肺结核，不得不告退，家境随之败落。由于常年在外，高承烈见识较广，思想也比较开明，他主张女孩子进学堂，不缠足，还资送胞弟去日本留学。说起来闻、高两家是门当户对，但外祖母最初是不愿意将爱女给过去的，她说堂姐严厉，怕女儿将来受不了。可是外祖父早就看上了闻一多的聪明才智，总夸奖他，特别夸的他文章和字写得好。他对外祖母说:“我就是喜爱他!婆婆嘛，管他呢，跟婆婆才多少年?将来还是跟丈夫的时间长!”就这样，由外祖母的一位表弟——父、母亲的五舅做媒人，两家定下了这门姨表亲。那时父亲才八九岁，母亲比父亲小四岁，他们还是天真的幼童。

　　对于这门娃娃亲，闻铭说父亲一直不愿意去想，不过对表妹的成长还是关切的。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时，他曾给外祖父去信，要求不要给高真缠足，要送她去上学。1921年父亲赴美留学前夕，祖父担心儿子出洋后会变心，执意要在行前给他完婚。父亲痛苦地拒绝了祖父的要求，但后来还是禁不住家人们的苦口婆心，为了不伤父母的心，最后作出自我牺牲，于1922年1月8日与母亲举行了婚礼。

　　高真是带着六大箱嫁妆到闻家的，她一迈出花轿，一双天然足就在闻家大院引起了涟漪。在闻氏家族中，高真是第一个不缠足的女人，这在传统势力根深蒂固的农村简直成了一大新闻。看客中不少人暗自鄙夷，一些叔房里的女人更蔑笑不已，议论纷纷。高真后来不止一次对闻铭谈起这件事，她笑道：“嬷嬷(父亲的大嫂，即我们的大伯母，家乡称之为嬷嬷)她们后来告诉我，叔房里的人回去还笑我。有人问：‘几大的脚?’她们撇撇嘴：‘小——脚!’随着伸开食指和拇指，比作一只小脚模样，指指食指，又指指胳膊肘，说：‘从这儿到这儿!’”母亲说着，也比划给闻铭看，惹她哈哈大笑。但是，受到讥讽的高真，却给闻氏个家族带来了新的气息，开了新风俗的先河。后来，闻家的女孩子纷纷效仿，从此都不包脚了。闻铭写到：”母亲说。她从城里来，又上过学堂，在乡间的女辈中，不免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家里人都学我，我算是新式的，大脚，有文化。细叔(父亲的胞弟闻家驷，排行最小，家里称之为细叔，他的发妻，我们称为细娘)后来去外面读书，我还帮细娘给他写信。细娘连梳头都学我的如意头。婆婆也叫我给她梳头哩!”还有，结婚前父亲就提出不祭祖、不叩头、不闹新房三个条件，尤其是不跪拜一条，在乡间也是从未有过的，母亲是第一个受惠者，高兴地说：“我脚冻了，痛得要命，就怕磕头，一听说不磕了，可把我解放了。”母亲打破了旧传统，以后父亲的弟弟结婚时都不跪拜不磕头，只行鞠躬礼了。

　　蜜月里，母亲来到新家的不安渐渐消失，父亲也喜欢母亲的温柔纯朴、善良宽厚、贤惠和勤谨。尤其令父亲欣慰的是，母亲虽然还带有一些封建妇道的影响，却有一颗不甘于现状、向往自由的心。父亲的这种感受，在他的《红豆》诗中就有倾吐。新婚期间，父亲很少出门，整天坐在屋里看书写文章，那篇著名的《蜜月著〈律诗底研究〉》就是这时脱稿的。当时，父亲还从唐诗三百首中选出一些讲给母亲听，教母亲吟诵，遇到生字时，还不厌其烦地讲解。在父亲的真诚耐心讲授下，母亲很快进入了美妙的诗境，以至两个妹妹也加入了这蜜月的诗国之旅。闻铭说：母亲当年学的唐诗，到晚年还能背诵。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闻铭在胡同口的小书店排了半天长队，买回一套新出的唐诗选，要母亲告诉其中哪些是父亲当年教过她的，母亲便随口吟出了一些诗句。当天晚上，母亲还在那两本诗选中夹了许多纸条递给我，闻铭数了数，有20首之多。1982年母亲80大寿时，不记得哪个小孙子在祝酒时脱口背了一句“葡萄美酒夜光杯”，却又想不起下句，母亲立时接了过去，“欲饮琵琶马上催……”。这诗虽与祝寿场面不太相宜，但母亲诵诗，却为全桌增添了意外的惊喜和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