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被刺殉难后，与闻一多共同生活了15年的李嘉言先生，含泪写下《闻一多先生及其散文》一文。李嘉言生于1911年，1930年入清华大学国文系学习，1935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助教。七七事变后，他随校南迁长沙，又与闻一多一同参加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到昆明。1942年7月，李嘉言受聘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副教授，离开西南联合大学。李嘉言是闻一多在清华大学最早指导的研究生之一，闻一多的《贾岛》，便是审读李嘉言的《贾岛年谱》后写下的。最近，李嘉言之子李之禹给本刊寄来这篇刊登在1946年11月13日的兰州《和平日报》“笔阵”副刊第14期上的追念文章，这是一篇被遗漏了65年的重要回忆，特全文转载如下：
闻一多先生及其散文
李嘉言
三十一年我自西南来到西北，从此也就离开了闻先生，没想到那次离别竟成了永诀!(李之禹注：1942年7月李嘉言离开西南联合大学，受聘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副教授来到兰州。)
今年春天，他同我别后第一次来信，也是末一次来信说“我枉活了四十五六岁。”当时我只以为这在说明他转变的原因，万没想到这句话不到几个月竟成了他的谶语!
从二十年到三十一年之间，我所知道的闻先生，完全是一个读书人。他读书读得那么起劲，除了吃饭睡觉，整天都在书房里。譬如在昆明司家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时候，一同研究的先生们有六七位，论写读时间之长，谁也赶不上闻先生。他也有那份精力，每天总是天一亮就起床，有时不洗脸就坐到他那书桌前面了。在夜间也常常是他熄灯最迟。就在这样比较之下，我们几个人也不知不觉的多做了许多事。这也是一种习惯，有了这种习惯，“一日不读书，就觉得不舒服”。“有时无病也觉得不舒服，原来是今天还没有念书。”闻先生说过的这些话，我现在居然也有时领略到了。
闻先生既然那样忠实于他的工作，所以他极不喜欢打牌、下棋以及谈天一类的事。甚至朋友的信件他都没工夫回复。衣服的整洁，更是无暇顾及了，据他自己说，他在清华学校读书的时候就不修边幅;后来留学归国，在上海一登岸，就换上了中装，至今未改。
闻先生的服饰虽是中国式的，他的思想习惯却是西洋式的。譬如不信中医，路遇熟人不点头等等。他所以在研究中国古籍上有新的成就，给我们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就在他有科学的头脑，能融会中外的治学方法。这由朱先生说他能利用弗洛依德同人类学的理论与图案画的技术，以及他最佩服王念孙父子等等，就可知道他是怎样在放大他的眼光扩充他的知识，创造他的方法。
闻先生的专门研究，诚如朱先生所说，有《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唐诗》。“他又是个诗人，并且是个在领导地位的新诗人。”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并且清华大学特为他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整理他的遗稿，将来可以全部发表，这儿无须我多说。我要说的是尚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闻先生另一方面的成就，那就是：闻先生在新文学方面不仅是个诗人，而且是一位散文家。闻先生自己对于他早年所作的诗，其实倒还有些避讳，对于他的散文，却自认有其风格。这是他对我个人说过的，别人或许不知道，所以我更有表扬一下他的散文的必要。
闻先生早年做诗的时期未多写散文，所以不会以散文名家。但是他后来发表的一些文学论文，却常有极富于文艺性的，其中充满了感情、想像以及华美的词藻。这一半固然是由于他原是个诗人，他有本领这样做;一半却也是他有意提倡，想使它成为一种风气，不仅为新文艺增辟一块疆土，还可为考据性的论文多招徕些雇主。因为考据性的论文一向是戴着干瘪严肃的面具出场的，现在经闻先生这样一改造，再注射进去一些闻先生所特有的火力与生气，不仅常干考据这一行的人看见它更有兴致，就是初学者遇见它也不至于像吃苦药似的难受了。现我要说的闻先生的散文，就是指他这些文艺性的论文。可惜我一时想不完全他这一类文章的题目，现在只能就我手头所存与记忆所及的，列一目录在后边。至于全部的蒐辑，想来清华大学会给他办到的。
诗的格律(作于早年)
类书与诗(作于战前北平)
歌与诗(作于昆明)
贾岛(批阅拙作贾岛年谱后作于昆明)
怎样读九歌(作于昆明)
宫体诗的自赎(作于昆明)
屈原(作于昆明，只见其目，未见其文)
现在且节录《歌与诗》一段作例：
你满以为散文进一步，韵文便退一步，直至有如今日的局面，“记事”几乎完全是散文一家独有的山河，韵文则踡伏在一个不重要的角落里，苟延着残喘。于是你惊讶前者的强大，而惋惜后者的式微。你这兴衰之感是不必要的。韵文并非式微，他是迁移到另一地带去了。他与歌有一段宿诺。在记事的课题上他打头就不感真实的兴趣，所以时时盼着散文的来到，以便卸下这份责任，去与歌合作，现在正好如愿以偿了。
这样的论文所以含有艺术性，大概有下列三种原因：
一、用对话的方式“你”“你”不止的让你感到亲切有情。二、事物的人格化。三、形容词多，且应用巧妙。
再如《宫体诗的自赎》的一段：
这专以在昏淫沉迷中作践文字为务的宫体诗，本是衰老的贫血的南朝宫廷生活的产物，只有北方那些新兴民族的热与力才能拯救他。因此我们不能不庆幸庾信等之入周与被留，因为只有这样，宫体诗才能更稳固的移植在北方，而得到它所需要的营养。
同篇讲到刘希夷的一段：
感情返到正常状态是宫体诗的又一重大阶段。惟其如此，所以烦躁与紧张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晶莹的宁静。就在此刻，恋人才变成诗人，而憬悟万象的和谐，与那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的神秘的不可抵抗的美……他从美的暂促中认识了那玄学家所谓的“永恒”，一个最飘渺，又最实在，令人惊喜，又令人震怖的存在。
这是更美而有力的论文了。简直像是闻先生以诗样的笔调抒写他自己对于宇宙的灵感，哪里是在写刘希夷?“批评家是美的发掘者”“批评家是圣哲”“批评家也是创造家”，这些话我们统可以从闻先生得到证明了。如果我们把两段文章再仔细分析一下，至少还可得到下列几点更确切的认识：
一、更加重了形容的成分
二、更加重了自己的情感
三、欧化句式
四、肯定语气
五、科学字眼的巧妙的应用
六、想像力的发挥
第一三五诸点使他的文章显现着一种非传统式的美，第二四诸点使他的文章有力而动人，这是闻先生散文的特色。闻先生刚直的性格註定了他文章的火气与决断。这只消看他文章里所用的那些“只有”“必须”一类的字眼，就可明白。
总之，闻先生的散文还是近乎和他同为“新月派”领袖的徐志摩的，都是受的外来影响比较大。和其他几位当代散文家，如周氏兄弟，朱先生(自清)，俞先生(平伯)仍然不失为中国式的美的，迥乎不同。周朱俞几位先生的文字，大概可以说是富于暗示性与诱导性，闻徐两先生的文字则是富于刺激性与诱惑性。鲁迅所用的语言是白话中偶而还夹着文言，周ⅹⅹ和俞先生所用的文言更多些，朱先生差不多全用国语，而闻徐两先生便特别显得欧化的气味重了。
这儿把几位散文老作家都粗粗的画了个轮廓，只是藉此以见闻先生在其间的地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