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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终身维护五四传统

发布时间:2010-04-29来源:清华新闻网 点击:
  1919年5月5日清早,僻处城郊的清华大学。前一天晚上才从进城的同学那里听说天安门前掀起风潮的清华学生,惊奇地发现: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纸,上面用工楷整整齐齐地抄着岳飞的《满江红》。这一下,平静的清华园也沸腾起来了。

  贴这张《满江红》的,是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

  当时的闻一多,在旁人眼中并不是个激进的人。他少年时被人称为“书痴”,本来就不大关心外界事物,加上又进了清华,所以到了五四前夕,他还在读《清诗别裁》,写《明城考》,对《清华学报》准备改用白话文仍然持保留意见(《闻一多年谱长编》)这样一个人,居然会率先响应学潮,实在是件出人意料的事。

  其实也不意外,闻一多在爱国的问题上是从不含糊的。1917年段祺瑞政府参加一战后,英国招工局来招收华工译员,清华学生视此为报国之途,钱宗堡、吴泽霖等报名被录取,但临行事泄,钱、吴被学校强制带回,并拟给予记大过处分。闻一多为之大呼:“爱国无罪”,“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这句话被同学认为“十分精辟”,传扬一时(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

  所以,5月4日清华召开57人会议,讨论是否参加五四时,闻一多说:“清华住在北京,北京学生救国,清华不去参加。清华,清华,难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国人的学校了吗?”(闻立鹏《血土》)此次会上,闻一多当选为学生代表。7日,学生代表团正式成立,闻一多任职于秘书部。

  闻一多在5月17日的家信中,向父母叙述了自己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取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同时,闻一多对清华大学在运动中的表现感到十分骄傲:“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学(指北京大学)虽为首领,而一切进行之完密、敏捷,终推清华。……清华作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习练使然也。”对自己在代表团中的作用也颇感自豪:“男与八哥均在秘书部,而男责任尤重,万难分身。”并告诉父母,他决定暑假不回家,在学校参加爱国活动:“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

  他的一位同学这样记述了闻一多在运动中的表现:“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梁实秋《谈闻一多》)

  最能体现闻一多的热情和勇气的是6月4日的游行。前一天(3日),北京学生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立刻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清华大学进城的百余名学生全部被捕。但第二天仍然有160多名清华学生进城,执行市学联上街演讲的决议。闻一多本来被分配做文书工作,一向不参加演讲,但这天也和大家一起出发了,而且行前也带备了水壶干粮和洗漱用具,作好了坐牢的准备。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闻一多作为清华代表,参加了旋即召开的学联常会。6月27日,全国学联第一次临时干事会讨论了日刊出版问题,闻一多正式担任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

  8月5日,全国学联举行闭幕式,孙中山在会上演讲,给闻一多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在演讲中指出:“惟学界此次举动,差强人意。盖以革命经验而言,其弊亦复在乎不统一。”闻一多对五四的看法明显受此影响,直到1945年,闻一多还认为,因为当时工人没有起来,所以五四运动算不得成功,他的看法是:“当初五四运动是一个零碎的青年运动,没有组织,慢慢才出现群众的运动,那时由于国民党的加强,这运动转成了一个具体的政治运动:由于一个党派,有组织的集团的接受和领导,于是这运动有了结果。当时我们感激国民党,感激孙中山先生的领导。”(1945年5月3日闻一多在“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上的发言)所以,他一度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党派,一个政府”。

  而他对国民党产生怀疑,并最终分道扬镳,也与五四有关。1944年,国民党政府将原来定在5月4日的青年节改成了3月29日,这引起了素崇五四传统的西南联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到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正式提出要“恢复儒家的伟大传统”,闻一多简直忍无可忍了。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写道: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闻一多一度拥护国民党是因为他“爱国”,他后来反对国民党是为了要求“民主”和“进步”。这种种态度无不与五四精神息息相关。闻一多曾严厉抨击西南联大当局“胆小怕事,还要逢迎”。他在1944年5月3日的五四晚会上说:“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埋头搞学问有什么用?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大事,如果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业来过问政治就是不幸,那么,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还不是因为没有民主?”“五四的人物是没有完成五四的任务的。五四要科学,要民主,而靠五四起家的罗家伦、段锡朋之流,都堕落成反民主的人物了。”(萧荻《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做出这一切的批评,闻一多依据的都是五四的标准。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闻一多虽然在很长时间内专心治古典,以至于足不出户,被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但由五四点燃的尊尚爱国、民主、科学的火焰,从未在他胸中熄灭。他虽然有很好的古文功底,但却“愈读中国书愈觉得他是要不得的”。罗隆基曾说闻一多从拥护国民党到反对国民党是“变”,其实只不过是他一直遵奉着五四精神罢了!闻一多政治上的识见可能不见得高明,但他却是一个坚持自己信念的人,在青岛大学时劝阻学生运动时如此,在昆明时支援学生运动亦复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

  摘自 陈平原/夏晓虹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