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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中所呈现的闻一多人格

发布时间:2009-08-13来源:江汉论坛 点击:
  
  二、“为‘公理’而战,死何足惧哉”

  闻一多立志为人类的价值献身,落实到公共领域,则成了为“公理”而战。闻一多对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采取了一种分别对待的态度:国家和社会为上,家庭在次,个人则又在次。

  他是个对家庭很有责任感的人。在家信中,他经常过问弟妹的学习,关心妻子的读书。当妻子想提前回家读书时,他甚至搬出“终身大事”的名目,要求父母别受习惯观念的束缚:“此关系伊的学业,即伊的终身之事。请两位大人勿循俗套必住二十八天,致误伊光阴。……如非然者,则两大人但知爱俗套而不知爱子也。我妇自己亦情愿早日归求学,如此志向,为大人者似亦不当不加以鼓励也。”⑧ 虽然他对包办婚姻抱着抵触情绪,但既然已经结婚,他就忠于家庭,承担起了丈夫的责任,哪怕承受着感情上的一时痛苦。闻一多对家庭自觉承担起责任,从他 1919年的一封家书中可见一斑:“男亦何尝不愿回家稍尽温省之责。远客思家人之情也,虽曰求学求名,特不得已耳。此年中与八哥共处,时谈家务,未尝不太息悲哽,不知忧来何自也……一回想家中景况,必警心惕虑,益自发愤,故每归家,实无一日敢懈怠,非仅为家计问题,即乡村生计之难,风俗之坏,自治之不发达,何莫非作学生者之责任哉!”⑨ 其心系家人和故土的热切感情溢于言表。

  不过,比起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来,家庭就在其次了。这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已经形成的一种人格。五四运动爆发,闻一多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他在家书中说:“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瞢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男与八哥均在秘书部,而男责任尤重,万难分身。”⑩1924年,在美国的部分中国留学生筹划成立大江会,这是一个国家主义的团体,闻一多参与了这一团体的活动,是从其一贯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11]。

  一般地说,闻一多是个相当理性的人。他的诸多行动都是经过反复思考仔细计划好的。但是当他的最基本的道德信仰和人格遭到亵渎时,他又是一个很容易冲动的人。这时的冲动,反映了他性格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是当他一旦认准了自己做出的决定具有正义的性质、于国于民有益的时候,他便会义无反顾地奋然向前,而不计任何个人的得失。分析这时他的心态,我们会发现,他会感觉到他代表着正义,而且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到了非他站出来不行的地步。非正义的力量越是强大或强横,他的抗争就越是激烈。这种性格在他清华读书时就已初露端倪。   1921年6月,清华学生参加支援北京八校的索薪斗争,举行“同情罢考”。闻一多在致父母书中称:“若不尽我最高度之力量以为公理战,我有负我所信奉之上帝及基督,我有负教我‘当仁不让’之孔子。”[12]他的意思是说,为公理而战,为保卫人格而战,抛弃个人实利在所不惜。

  1925年3月,他在致梁实秋的信中写道:“我国的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13]闻一多担心文化之被征服,是基于他一贯的文化爱国主义的立场的。在反对传统文化最为激烈的五四时期,闻一多不同于一般激进知识分子的地方在于他不反对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仅不反对,他还把传统文化视为立国的精神根基。所以他对文化的被西方征服,抱着一种比一般知识分子更为警惕的态度。而他的应对方略是创办刊物,加强宣传。为此他有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准备站出来打一场文化保卫战。

  当闻一多的文化救国理想破灭时,他转向了直接的政治抗争,而政治抗争的终点就是他的殉难。在我看来,闻一多的最后演讲从其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可以看作是他愤于公理受到玷污而从生命深处迸发出激情的一次反抗,是他为公理而战的人格的一次悲壮的呈现。闻一多的这种人格是富有悲壮的诗性的。他自称其诗风界于梁实秋和郭沫若之间,意在强调他1923年后的诗风有接近郭沫若的雄浑沉劲的一面。闻一多在五四高潮时期就十分推崇郭沫若,他评价郭沫若的《女神》代表了20世纪的动精神。其实他自己也是这种动的时代精神的实践者。如果把他与郭沫若比较,我觉得同样是具有一种冲动性的人格,郭沫若经常性地处于精神昂奋的冲动状态中,但他即使在冲动时也会注意到把情感的奔腾限于诗的国度,而闻一多不太容易冲动,而一旦冲动起来则会打破诗与现实的界限,把现实的政治斗争当作诗来写, 最终用血色的生命写成悲壮的诗篇。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闻一多是一个比郭沫若更具冲动性的诗人,因而也是一个更为至情至性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