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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闻一多(三)

发布时间:2010-04-29来源:闻一多纪念馆 点击:
  

闻立雕

  13.欢欢喜喜到大礼堂来看电影

  那时,清华园的大礼堂里每个周六晚上都放电影,每到这一天,除了师生们之外,许多家长也都带着孩子欢欢喜喜到大礼堂来看电影。赶上放映儿童也能看得懂的片子时,父亲就带我们去看。一听说要看电影我们就会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不但有电影看,还可以吃冰淇淋、喝汽水,那真是太惬意了啊!可能因为那时我们太小,一般电影看不懂,所以真正看的并不多。在我的印象中大概只有有数的几次,其中有美国喜剧明星哈代与劳莱主演的滑稽片和英国著名影星卓别林的不朽之作。前者纯粹是逗乐,看过就忘了,倒是卓别林的高礼帽、大皮鞋、弯把手杖的形象,以及某些镜头在我小小的脑袋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如:人被卷进机器里去,露出个脑袋,别人给他喂饭;拿把大钳子,见了别人大衣上的纽扣,或别人的鼻子都以为是螺丝帽,上去就拧,等等。这类夸张的表演手法,不仅我们小孩子看了笑得前仰后合,大人们也常笑出眼泪来。这些片子我当时并不懂,多年以后才知道,是揭露和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寓意非常深刻,是卓别林的百看不厌的经典之作。

  我和哥哥只相差一岁,那时候我们俩高低胖瘦差不多,母亲给我们两个的衣着穿戴,从头到脚打扮得一模一样,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我们是一对双胞胎。但是,不管梳妆打扮如何相似,我们的性格却大不相同,哥哥性格内向、好学;我贪玩、好运动,整天不回家;哥哥读书写字成绩好,常受父亲表扬,我则功课不及格,蹲班留级,惹得父母亲常常为我的学习担心、发愁。当时,我和哥哥在清华园内成志小学念初小,每天一放学我就和小伙伴们想方设法地玩。那时,一位家也住在新南院的与我同龄的同学,兴趣爱好几乎与我完全相同,我们俩常能玩到一起。我们有时到学校背后荷花池畔的小山梁上互相追逐打闹,至今我的小腿上还有一条被树根划破的、几寸长的伤疤;有时到气象台爬风向标铁竿或趴在地上玩弹球,把橡皮筋套在两个手指上打“弹弓”;有时又到生物馆看生物标本或到图书馆废纸篓里翻找各国邮票。成志小学虽然不是清华的附小,但它设在清华园内,老师大部是清华人,学生基本上是清华子弟,所以许多事情都受清华的影响。大学生踢足球、打棒球,我们小学生就学着踢足球、打棒球,大学生开运动会有跳高、跳远,我们也就练习跳高、跳远;冬天大学生到荷花池溜冰,我们也背着冰鞋去溜冰。总之,我们样样学大同学,甚至大学生在球赛时嘴里喊叫的“Pass”,“Outside”,“Hand boll”等等英语名词,我们也都学会了。其中,我们兴趣更浓的是足球。一放学我们几个小小足球爱好者就成群结伙往运动场跑,把书包往地下一放(充做大门)就踢了起来,直踢到天黑,家里仆人来叫才回家。

  父亲早在学生时代对体育就不太重视,虽然他也曾写文章赞扬清华的体育馆,赞扬清华同学在体育比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但是,他自己平时对体育基本上是不参加,不介入,成绩平平。听父亲讲,当年学校规定游泳必须达到多少米方能取得留美资格,他第一次就没通过,后来临时抱佛脚加紧苦练,第二次测验拼命挣扎才勉强达标。有一次我叔父在信中告诉他近期很重视运动,父亲却回信说:“你的信中言今年颇注意运动,此诚为急务。但有暇即当养成浏览书报之习惯……”但是,他对我喜好踢球、跳高等体育活动还是比较宽容的,可能因为我那时还是个七八岁的孩子,他并没有横加干涉,严厉制止。有一个时期,我那位同龄同学在他家后院挖了一个沙坑,栽了一个跳高架,天天在那里练习,又练跳远,又练跳高,还练撑竿跳。我羡慕极了,忍不住向母亲提出,要求在我们家后院也挖个沙坑,栽个跳高架。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要占地,要有劳力来挖,要从别处运沙子,还要请木工师傅做跳高架。但几经恳求之后,我居然如愿以偿了。清华园工字厅背后绿树丛中有个荷花池,朱自清那篇著名的《荷塘月色》写的就是这里。夏天,荷花盛开,师生们常来赏花纳凉,冬天,池水结冰又变成了理想的天然溜冰场,课余或休息日大人小孩都跑来滑冰,场上人们往来穿梭,趣味横生,非常吸引人。

  14.从心里感谢父亲

  这种场合我自然不甘局外,非常渴望也能有一双冰鞋。不久父母亲就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为我和哥哥一人定做了一双溜冰鞋,我们俩也能愉快地滑行于冰场人群之中了。足球运动员参加正式的足球比赛是要穿特制的足球鞋的,小孩子踢球,本没什么必要非穿足球鞋不可,我也没有那个奢望。可是,有一天我在那位同龄同学家,看见他的家长和一个鞋匠,商谈给他定做足球鞋的事,那位鞋匠正在忙着给他画鞋样。我看了非常眼馋,心里一阵一阵发痒,最后鼓起勇气,把那位鞋匠领回我家,要母亲给我也做一双。父母亲对我先斩后奏的做法很不高兴,批评我不该事先不经大人同意就擅自把师傅请来。不过,批评之后还是给我和哥哥一人做了一双。

  父亲平时忙自己的事,对我们孩子们的事管得不多,但有时也有例外。新南院离我们成志小学有十几分钟的路程,这段路对小孩子来说也不算近,为此,父亲主动提出要给我和哥哥买自行车。那时候我和哥哥个子都还很小,大人的车骑不了。当时商店里有一种适合少年骑的车,不太高,后面有两个小保险轮,学车的人骑上去不会倒,以后,时间久了,学会掌握重心了,把两个小轮子拆掉就能自如地骑着走了。父亲就给我们买了这种车,结果我和哥哥没摔一跤就学会骑车了。现今这样的车不稀奇,可是当年在清华园里我们是头一份。自行车既是交通工具又是体育器械,当我风驰电掣般在清华园里来回穿梭,惬意之余真是从心里感谢父亲啊!

  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战争把父亲赶出了清华园,从此,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跨进了一个全新的新阶段。

  清华大学有个制度,教授教书满五年可以休假一年,进行考察、调研或进修,搞科研。父亲1932年来清华,到1937年刚好五年,因而学校准予休假。母亲自从来到北平和我外婆分别也五年了,非常想念她老人家,很想回去看看老外婆。但是,母亲没有单独出远门的能力,要回去必须有人陪同,父亲一心想多搞点研究,舍不得花时间去探亲。正在为难时,我叔父在北平找到了工作(辅仁大学聘他到该校教书),要回武昌接家属,母亲刚好可以和他往返同行。这时的时局已经相当紧了,然而父母亲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仍决定让母亲带我和哥哥去武昌。我们6月底离开北平,7月初到达武昌,刚住了没几天就发生了“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分别召开关于国是问题座谈会,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清华、北大、南开的校长都应邀到庐山去了。然而,战争发展极快,平津眼看不保,其时恰好又值暑假,学校来不及统一组织,师生们只得八仙过海,各自设法撤离北平。当时,南方有家的一般都是先回家乡,把家眷安置一下,自己再到学校去报到。

  日军的炮火一下子把我们一家人分隔在了神州南北,母亲担心万一北平沦陷,父亲和三个小孩子将不知会遇到什么凶险,说不定一家人再也不能团聚了……她越想越害怕,焦急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整天忧心如焚,一封接一封拍加急电报,要父亲不惜一切即刻率孩子们回武昌。并且说只要人能回来,其他什么损失都不在乎。

  父亲在北平日子也不好过,比母亲还要狼狈。时局究竟会如何发展,他吃不准,是战,还是像往常一样妥协,他心中一点数都没有。走吧,他一个人带三个小萝卜头怎么走得了?而且,如果走,这个家怎么办?不走吧,万一大打起来,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真叫他左右为难,不好下决心。同时,母亲走后,家里的事不论大小一股脑都压到了他身上。平时,父亲和母亲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分工:他主外,母亲主内;他挣钱,母亲管钱、用钱;一家七口的吃、穿、用,孩子的管理教育,仆人们的安排调度等等,统统由母亲一手操持料理,他完全不用费心,只要一门心思埋头看书、搞研究,就行了。然而,这回不同了,里里外外大事小事都要找他,弄得他穷于应付,狼狈不堪。

  15.想念得像初恋的情人一样

  7月15日他向母亲诉苦说:“这一星期内,可真难为了我!在家里做老爷,又做太太,做父亲,还要做母亲……再加上耳边时来一阵炮声,飞机声,提醒你多少你不敢想的事,令你做文章没有心思,看书也没有心思,拔草也没有心思,只好满处找人打听消息,结果你一嘴,我一嘴,好消息和坏消息抵消了,等于没有打听。够了,我的牢骚发完了,只盼望平汉一通车,你们就上车,叫我好早些卸下做母亲的责任。”

  越是身陷这种处境,越是思念母亲,想念得像初恋的情人一样。7月15、16、17日三天他天天给母亲写信,信中说:“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责备自己说:“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能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我的心肝,我亲爱的妹妹,你在哪里?从此我再也不放你离开我一天,我的肉,我的心肝!你一哥在想你,想得要死……我现在一心一意盼望你回来。”直到17日早他还在信中对母亲说:“妹,今天早晨起来拔了半天草,心里想到等你回来看着高兴。荷花也打了苞,大概也要等你回来开。一切都是为你!”

  然而,现实与父亲的期望完全相反,时局没有平静下来,而是急剧恶化,平津岌岌可危,不是母亲何时回来的问题,而是父亲如果不马上带三个小家伙逃离北平,后果就不堪设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权衡利弊只得下决心走。但是,要走,又怎么个走法呢?三个孩子都很小,弟弟妹妹才五六岁,小妹妹刚刚一岁半,还在吃奶,还要人抱,平汉路已经不能通车,只能走津浦路绕行,途中要几次换乘,父亲既要带孩子,照顾孩子们的吃喝拉撒睡,又要提行李,购买车船票,这种情况下,父亲独自一个人是绝对不可能带孩子上路的,必须至少再有一个人帮忙才行。我的堂兄和表兄本来是可以帮忙的,但一个有事暂时离不开,两个正在南苑接受暑期军训,都不能走。父亲不得不另想办法。

  那时候我们家雇用了两男两女四个仆人,其中有两位是一对夫妻,男的姓赵名秀亭,是炊事员,我们叫他大司夫,有一定的文化,能识文断字;女的我们叫她赵妈,专门负责照看弟弟与大妹妹;他们是清末时期八旗子弟的后人,当初日子相当不错,辛亥革命后破落了,不得不出来打工度日。他们在我们家已经服务多年,为人厚道,工作态度好,颇有老北京重礼仪之风,对主人特别忠实。他们自己没有子女,年龄又都已近花甲,就把我们家当作他们自己的家。另外两名仆人一个是专门帮父亲抄写文稿,顺带照顾哥哥和我的生活的文书,名字叫戚煥章;一个是专门照看小妹妹的吴妈。根据上述情况,父母亲通过电报反复商议,最后商定想把家交给赵秀亭厨师代管,请赵妈和父亲一路走,途中帮助照看孩子。当时父亲对战局发展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以为“反正时局在一个月内必见分晓,如果太平,一月内我们必回来”,大司夫他们两口子更没想到时局后来会那么糟,父亲和他们一商量,他们就同意了。7月15日父亲在信上告诉母亲:“来电所拟办法,大司夫与赵妈都同意了。戚焕章与吴妈大起恐慌。我答应他们:我走以后,在名义上仍旧算雇他们,并且多给一月工资……这样他们二人也很满意。”

  两天之后,父亲他们匆匆登程逃难。那时前门车站逃难人群蜂拥如潮,挤得水泄不通;幸好在辅仁大学念书的堂兄前来送行,再加上请了一位小红帽儿帮忙,经过一番剧烈的苦战,大人总算上了车,还找到了一个座位,小家伙则一个一个从车窗塞了进去。一路上上车、倒车、换船,排队、买票不胜其烦,不胜其累;到处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吃饭、喝水,甚至上厕所都非常困难,再加上盛夏酷暑,骄阳似火,愈往南走天气愈热,大人小孩个个臭汗淋漓,车厢里、船舱里空气浑浊,汗酸味刺鼻。再苦再难大人尚可强忍,孩子们就不行了,有时哭有时叫……父亲和赵妈又要带孩子,又要提东西,还得使尽浑身解数挤着买票、抢占座位,真是备尝艰辛,疲惫不堪。

  16.尝到了从来没有尝过的艰难困苦

  我堂兄怕路上喝水困难,专门买来给他们备用的大西瓜,也被挤得掉在了地上,踩得稀烂,当时情景之狼狈,难以言表。父亲为了感谢那位小红帽,一下子给了他10块钱。那年头,8块钱能买一袋面,大户人家够吃一个月,小红帽帮助搬一次行李,父亲一出手就给了10块!旁边的人看了都惊诧不已!

  在前门车站,刚好遇见了要回山东的臧克家,臧克家见老师匆匆逃难,便问:“闻先生,您那些书呢?”父亲答说:“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学生对老师的这种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父亲一向是个斯文书生,终日只知埋头看书写字,在家里养尊处优,何尝遭过如此之罪!这次逃难可以说是七七事变后日寇给他上的第一课!

  几天之后,父亲老小一伙历尽艰辛平安到达武汉,祖父母和伯伯、叔叔们都为他们脱离险区无比高兴,我们一家重新团聚,母亲那颗焦急不安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此后若干年,父亲在生活上尝到了从来没有尝过的艰难困苦;看见了太多太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事物;承受了从来没有承受过的精神和物资的压力;总之是经历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日子,开始了他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生活。就是这些“从来没有”促使他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父亲后来对母亲说:“我相信自己的生命是从战争之后开始的,也就是从四十岁开始的……”日本侵略者把他赶出清华园,迫使他进入人生的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生命的确是从抗战开始的。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抗日战争,如果他还是过着战前清华园那样的生活,闻一多就不会是后来那样的闻一多了。

  联大文法学院只在蒙自住了一个学期就搬回昆明了。这时,日军进攻武汉,浠水岌岌可危,母亲带着我们经过千辛万苦,长途跋涉也来到了昆明,我们和父亲终又重聚了。抗战初期和中期,我们家的生活极端艰难,几乎陷入断炊的地步,但是,父亲毫无怨言,他说国难当头,前方将士在流血牺牲,我们在后方吃些苦是应该的。

  在陈家营居住的那个阶段,我依然是贪玩,不用功读书,反而常常给家中引出许多出乎预料的麻烦。陈家营是个中等大小的村庄,当时联大教职员在该村和附近一带住的很多,其中有一户江苏扬州人刚好与我们家是邻居,他家小儿子与我年龄、兴趣相当,我把他叫“小扬州”,我俩常在一起玩耍。陈家营周围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水塘和叫不上名字的树木。一次,我们俩来到池塘边,只见那些树上有的结了小果子,有的没有结果子,就爬上去看个究竟,爬了这棵爬那棵。不料回家后没多久,我的脸就肿得像足球一样,两只眼睛只剩下一条缝,父母亲不知是怎么回事,又着急又生气。后来向老乡一打听,原来是我爬到漆树上去引起了漆过敏反应。老乡告诉母亲一个治疗偏方,即将韭菜捣成稀糊涂抹在脸上,涂几次就好了。我的脸本来就肿得像足球一样,再涂上一脸绿韭菜糊,简直就跟阴曹府里的魔鬼一样,好不吓人!那时恰好华罗庚先生一家搬来和我们同住,而且出进要从我睡觉的房间通过,他们看到我的魔鬼脑袋时的表情,真叫我无限尴尬,恨不得大地马上裂开一条大缝让我钻进去。为了这件事父母亲把我美美数落了一通。

  离陈家营大约半里远的地方,有一片平房,那是清华的几个自然科学研究所,当时我正在念小学六年级,学校就在那个地区。一天课后,我和“小扬州”等几个小伙伴在那里打篮球,打得身上发热了就把毛衣脱下来扔在篮球架下。打完球我们边走边打打闹闹回家了,竟然把毛衣忘得一干二净。到家后母亲问我毛衣呢?我才恍然想起毛衣还在篮球架下,赶快连走带跑地飞奔到球场去找,然而,球架下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毛衣丢了!那时正是我们家饥寒交迫、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不能帮家里解决困难,反而把毛衣丢了,这等于在伤口上撒盐巴,父母亲非常生气,我没有话说,只得不吭不响地低着头挨批、挨训。

  17.那时我们家还在陈家营

  1941年暑假后我和哥哥考入西南联大附中,他初二,我初一。那时我们家还在陈家营,我们俩在学校住宿,一周回一次家,周六下午放学后回家,周日下午返校。当时母亲怕我受冻感冒,特别把别的毛衣拆了,再加上些毛线头,七拼八凑又给我织了一件毛衣。记得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日下午,我和哥哥及几个同学从陈家营返回学校。那时绝大多数联大教职员工经济条件都不宽裕,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往返城里都是步行,我们回学校当然也是靠两条腿。那天途中走热了,我顺手把毛衣脱下来扎在腰间,一路上我们又说又唱,走得很高兴,不知不觉就快进城了,我突然发现毛衣没了。原来走着走着毛衣松脱了,我还不知道。这一下我真是又急又怕,大家赶快往回走,帮助寻找。结果当然是什么也没找到。这件毛衣是我上次把毛衣丢了后,母亲为了我上中学又昼夜辛苦专门赶织的,现在又丢了,且不说我肯定要受到严厉的批评训斥,也不说是否可能因此受冷、受冻,至少也对不起我亲爱的妈妈啊!

  回校后心里一直很紧张。告不告诉父母亲?告诉吧,张不开嘴;不告诉吧,父母亲问起来怎么办?瞒得过初一能瞒得过十五吗?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凄凄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快到星期六那两天,心里老想着回家怎样向爸爸妈妈交代?他们如果不问,当然可以蒙混过去,可他们要是问起来,我怎么回答呢?心里总是堵着一个大疙瘩,不想它则已,一想起来就直打鼓。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就把我的心情一股脑儿写进日记里,以求缓解一下自己的心理压力。日记里既有忏悔与自责,也有担心与害怕。头一两周,爸爸妈妈没有问,我暗中庆幸;过后两周他们还是没问,再过几周还是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我有点坐不住了,没挨批,当然是“好事”,但父母亲没查问,我就非常纳闷了,就像俗话所说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一样,心里很不踏实。许久以后不记得是怎么谈起这件事,母亲微微一笑说:“我们早就知道了。”父母亲怎么会早就知道了?知道了为什么不问我,不批评我?我猜想可能和我的班主任老师有关。学校规定日记是要交班主任阅看的,而我的班主任是父亲的学生,平时与父亲来往较多,很可能是她看了我的日记后从中作了疏通工作。但,事实是不是如此,我没有去核实,所以对我来讲,至今还是个谜。

  我们住在陈家营时,偶尔也有些父亲的朋友前来登门拜访。一天,中文系的陈梦家先生从城里骑车来看望父亲,他把车子放在大门外,就上楼和父亲谈话去了。这时恰好“小扬州”在现场,看见车没上锁,大概因为是我家的客人,就对我说咱们推过来骑一会儿。当然我心里也是痒痒的,就同意了。起初,我们在门口试着骑,没想到几年没骑车我的技术完全生疏了,一上去就摔跤。“小扬州”不仅骑得很自如,而且嫌地方太小,要找个大一点的地方骑,后来甚至觉得在村子里骑还施展不开,要到马路上去骑。我怕陈先生和父亲谈话完了要回家找不到车,不想让他骑到马路上去。但是他说就骑一会儿,并且说你坐上来,我带你,咱们一会儿就回来。我被他说动了,就坐了上去(那个车没有后架,只能坐在横梁上)。不料这个“小扬州”骑得来劲了,什么也不顾,竟然越骑越远,最后竟骑进了昆明城内,绕了一大圈才回来,弄得陈先生几次下楼找车都找不到,急得抓耳挠腮,搓手跺脚。事后,父亲又把我批评了一通。我心里想,祸是“小扬州”闯的,我呢,骑车的瘾没过着,屁股在横梁上也坐疼了,最后还挨了批评,真冤屈!

  不久,到了秋收季节,村子里家家都在忙收稻谷,割的割,打的打,拉的拉,一片繁忙景象。有的人家一时忙不过来,就先垒成谷堆,等有时间时再打。垒谷堆是个技术活,谷穗朝里,一层一层码放,垒成宝塔状,然后再用稻草盖顶;为了防止歪倒,四周像支帐篷一样用粗绳子紧紧地拉起来绑在地橛子上。谷堆垒好之后就不能再上去人了,以免把上面的稻草弄乱,雨水流进去把稻谷沤烂。我们家门口就有两个约有普通平房的屋檐那么高的谷堆。

  18.父亲的思想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有一天,我和“小扬州”手脚又痒了,比赛着往谷堆顶上爬。当我们俩几乎同时爬到顶时,有个老乡看见了,大吼:“你们上去干啥?还不赶快下来!”他这一吼,吓得我们赶快滑下来,不料我滑下来时一只脚正好撞在木橛子上,由于下滑时冲撞力很大,伤得很厉害,疼得我大喊大叫,老乡见状便在楼下喊:“闻先生,快下来啊!你们家孩子跌伤了!”父母亲和赵妈听见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匆忙下楼往外跑,只见我抱着脚坐在地上,一脸狼狈而痛苦的样子,脚肿得像馒头,父亲又生气又心疼,又批评又埋怨,看我站也站不起来了,只好把我背上楼。自从有记忆以来,我还从没有感受过父亲抱、父亲背的滋味,这次算是享受到了,但这种滋味也不希望再有第二次了!

  回顾我的少年时期,不但老毛病没有改,还不断给家里增加了许多麻烦。真可谓是个小小麻烦制造者!

  我们在司家营居住的中后期,约在1943年的秋冬时节,父亲的思想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基本点是多年来不闻政治,又转变成要讲话,要闹,要问政治了。变化既是突然的,又是有阶段性的。所谓突然,是因为在此之前,深居书斋,埋头古书堆,这时却拍案而起,振臂疾呼,前后变化太大,令人感到突然;所谓有阶段性,就是他的思想虽然在变,但变化还是由现象逐渐深入到本质,认识逐渐由浅而深的,是由量变经过一定的过程而后产生质变的。

  他的这次变化,就是罗隆基所说的闻一多三变中的第三次变化。

  本来父亲与政府完全是一心的,为什么这个时候会突然拍案而起呢?这有许多主客观因素。从主观上讲,是因为他胸中有一颗特别强烈的爱国心。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当他看到国家糟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的最后一滴血都要被榨干的时候,本能地就要挺身而出,为国呼吁,为民请命。

  从客观上讲,是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反面教员“教育”的结果。

  抗战初期,大敌当前,蒋介石同意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父亲坚决拥护,全心全意支持抗战,他认为非常时期为国尽忠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不管是逃出北平,全部家产丢得一干二净;还是在长沙,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一天喝不到一次热茶;在陈家营度日如年,“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父亲都没有任何不满和怨言。他一再教导我们兄弟姐妹:“前方在浴血抗战,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在后方吃些苦怕什么!”“暂时忍此痛苦,不久即可见天日也。”“这样度着国难的日子于良心甚安。”以后,尽管大半个中国都丢失了,国内有过这样那样的问题,直到搬到司家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动摇过对政府和蒋介石的拥护和信任。从几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父亲当时的政治态度。一是据朱自清的日记记载,1943年5月9日父亲曾经约他一起加入国民党,朱先生以未受到邀请为理由拒绝了,父亲也就作罢了。第二件事是,到了1943年我们家的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父亲被逼得无法可施,想让哥哥和我暑假里打两个月的工,多少挣几个钱减轻点家里的经济负担。父亲原想叫我到印刷厂当排字工,不知为什么没有落实,哥哥的事在孙毓棠先生的帮助下却落实了。孙毓棠是父亲的好友,父亲每次进城讲课都住在他的宿舍里,可能是父亲把我们家的困难讲给他听了,他很热心,就把哥哥介绍到国民党的三青团云南省团部去充当了两个月的临时工。这件事父亲当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相反对孙先生还很感激,后来哥哥拿回两个月的工资,父母亲都笑眯眯的很高兴。不仅如此,父亲当时还亲自送哥哥去三青团团部,并且一路上向哥哥介绍了蒋介石的许多事,称赞蒋如何英明、伟大。尽管哥哥并没有参加三青团,也没有帮三青团做什么反动的事,只是做点翻译明码电报的技术活,但三青团是反动组织,与它沾边总不能不说是一个政治上的污点。这件事如果是在1944年下半年以后,父亲是绝不会同意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直到那时为止,父亲没有对政府和蒋介石产生过任何怀疑或不满。

  19.心情沉重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但是,1943年的秋冬及其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父亲不但产生了不满情绪,而且不满情绪越来越严重。

  首先,抗战到了中后期,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盟军到处都在大踏步向着最后胜利迈进,意大利投降了,苏联红军转入了大反攻,英美盟军也取得节节胜利,唯独国民党正面战场不仅令人失望,而且令人气愤(当时国民党新闻封锁非常严厉,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情况,我们在大后方基本上一无所知)。国民党的军队总体上讲腐败无能,战斗力很弱,不堪一击,但有些部队在被迫不得不打的情况下,也还是可以打硬仗,奋力一拼有所作为的,台儿庄之战,长沙保卫战,衡阳之战,远征印缅等都是很好的战例。但是,“英明的领袖”蒋介石太会“深谋远虑”了,一是把重兵屯于西北,包围、监视中共的陕甘宁边区,一是看到盟军最后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便不去主动向日寇进攻,收复国土,拯救还在惨遭屠杀、蹂躏、流离失所的千百万人民,而是屯兵大西南等待胜利,避战苟安,保存实力,以备战后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

  大后方的黑暗、腐败也令人忍无可忍。大敌当前,大批英勇的将士在浴血抗战,而一些丧心病狂的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脑满肠肥的,嗜血成性的统治者、剥削者,却趁机大肆贪污盗窃,榨取人民的血汗;假抗战之名横征暴敛,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大发国难财。他们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生活荒淫糜烂。而出兵纳粮为抗战作出最大贡献的广大群众,特别是最基层的工农劳动人民,却饥寒交迫,朝不保夕,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以上所述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听到的普遍现象,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稍微有一点爱国思想都不能不气愤,引起深思,而父亲这些年来生活在农村,朝夕与农民相处,昼夜与农民为邻,亲自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过去在清华园看不到听不到的事,而这一类事往往给他的刺激更大,更让他异常愤怒,不能容忍,更加激发他自觉地拍案而起,站出来伸张正义。

  有一天,研究所里的何善周助教陪父亲到村子里一家农户去访贫问苦。这是一家赤贫户,四壁空空如也,男人不在,女主人面黄肌瘦,蓬头垢面,衣不蔽体,她告诉来人说,缺柴少米,已经几天没吃饱饭了,几个孩子一丝不挂,浑身泥垢,个个骨瘦如柴。眼前这幅流民图凄惨得令人目不忍睹。父亲看了心情沉重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所有黑暗腐败的事例中,对父亲刺激最大的是国民党士兵的凄惨遭遇。他们为抗战流血牺牲,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遭到极其残酷的虐待。首先,他们都是被用野蛮的惨无人道的手段强拉壮丁拉来的。就在我们住的那个村子就曾有过这样的事。一天,村里的驻军以放电影为名把群众骗到放映场,然后趁机抓起壮丁来。青壮年们吓得四散逃窜,当官的就命令士兵去追去抓,抓来就用绳子一个连一个地捆绑成一串带走。霎时间村子里鸡飞狗跳,哭声、嚎叫声一片,情景之凄惨与杜甫《兵车行》一诗中所描写的“哭声直上干云霄”一模一样。父亲得知这一令人发指的事情后,怒不可遏,气愤得饭也没吃好,觉也没睡好。不断地诅咒:“这样无法无天,还成什么国家!这哪里是什么‘国军’,这是土匪!不,比土匪还要坏!”

  国民党的军队不仅士兵是强拉来的,而且拉进军队之后又不把士兵当人对待,千方百计虐待士兵,榨取士兵身上的油水。拷打、折磨士兵的现象比比皆是,士兵往往被整得死去活来,处境极其悲惨。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以来,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东南亚战场连成为一体,从那以后中国军队常常应美英盟军的要求开往东南亚。西南联大濒临公路,是军队南来北往必经之地。一次,他到学校去刚好碰到成队的士兵,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面黄肌瘦,两条腿瘦得如同两根细高跷棍,活像一具具骷髅、僵尸,走着走着支持不住就倒在了地上。父亲看了后又可怜又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