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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闻一多先生

发布时间:2009-10-15来源:闻一多纪念馆 点击:
  

  闻一多先生是我所敬佩的诗人,他的诗从《红烛》到《死水》,差不多每首我都读。他学贯中西,对于中国的古诗和西洋诗都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诣。中西的诗的格律他都能融会贯通,用起来流畅自如,得心应手。因此他的诗读起来总是那么顺口,那么有力,那么自然,那么铿锵。他自己曾经说过;“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他的诗大都做到了这几点,只是后写的《死水》,比《红烛》更为凝炼谨严一些。

  我不是诗人,我说不出评诗的内行话,作为一个诗的爱读者,联系到闻一多先生的一生,与其说是诗如其人,还不如说他自己就是一首诗——一首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诗;一首伟大的爱国诗篇!

  我和一多先生的晤面谈话,往多里说,也只有七八次。我记得第一次是在1925年春天,我们在美国波士顿的留学生演古典剧《琵琶记》,一多先生从纽约来波士顿过春假,因为他是学美术的,大家便请他替演员化装。剧后的第二天,一多先生又同几位同学来看我。那天人多话杂,也忘了都说了些什么了。第二次我记得很清楚的见面,是1930年夏天,他同梁实秋先生到我们的燕京大学的新居来看我们(那时我和吴文藻结婚刚满一年)。他们一进门来,挥着扇子,满口嚷热。我赶紧给他们倒上两玻璃杯的凉水,他们没有坐下,先在每间屋子里看了一遍,又在客室中间站了一会,一多先生突然笑说:“我们出去一会就来。”我以为他们是到附近看别的朋友去了,也没有在意。可是不多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一多先生拿出一包烟来,往茶几上一扔,笑说:“你们新居什么都好,就是没有茶烟待客,以后可记着点!”说得我又笑又窘!那时我们还不惯于喝茶,家里更没有准备待客的烟。一多先生给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小家庭,建立了一条茶烟待客的“风俗”。

  我虽然和一多先生见面的次数不多,但他在我的脑中是个很熟的人。吴文藻和他是清华同学,一多先生的同学和朋友,差不多我都认识。从他的和我的朋友的口中,我不断地听到他的名字,和他的名字一同提到的,往往是他的诗,更多的是他这个人!他正直,他热情,他豪放,他热爱他的祖国,热爱他的亲朋,热爱一切值得他爱的人和物。他是一团白热的火焰,他是一束敏感的神经!他自己说过:“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彻云霄,他自己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响,什么时候不响。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所以他的诗,就是他的语言,就是发自他内心的欢呼和呐喊,不过他的呼喊,是以有艺术修养的、有节奏的“跨在幻想的狂瓷的翅膀上遨游,然后大着胆引嗓高歌”出来的!

  他在留美时期,怀念乡土,怀念着朋友和亲人,他提早回国来了,他发现在他“尺方的墙内”并没有和平,中国有的是“战壕里的痉挛,疯人咬着病榻,和各种惨剧在生活的磨子下。”他没有方法禁止自己的心跳。抗战时期,他兴奋地随着他教学的清华大学,辗转到了昆明,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他的兴奋情绪又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下去。但是越到后来,更加冷酷的事实,使他更是站在进步的年青人一边,使他觉悟到“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我们应该把自己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这个时期他没有写诗,但他说:“诗是负责的宣传”,他重视诗的社会价值。他把自己的诗人的力量,投入到人民力量的大海怒涛之中,1946年7月15日,他终于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

  作为一个诗人,一多先生写的诗并不比别人多,但是他的死是一首最伟大的诗!早在1926年4月,他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那篇文章里,他说:“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订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善、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

  一多先生死去三十三年了,今天我写这篇追念我所敬佩的闻一多先生的文章,回顾过去的三十三年,真是想后思前,感慨无尽!毛主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曾经是民主个人主义者,而首先是个爱国者的闻一多先生,一旦找到了和广大人民相结合才能救国的真理,他就昂首挺胸凛然不屈地迎着“黑暗的淫威”走去,他给我们留下了他的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

  我们这些不是诗人,但还是中国人的人,骨气还是要有的!在祖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也还会遇见各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的淫威”。让我们永远记住毛主席这句话,永远这以闻一多先生为榜样,无论在哪一种的黑暗淫威之下,都努力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1979年4月19日 原载《闻一多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