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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与闻一多的深厚友谊

发布时间:2009-08-11来源:文史月刊 点击:
  

  华罗庚和闻一多,一位是数学家,一位是诗人、学者,似乎不搭边。然而在抗战时期,两人同在西南联大当教授,同住一个屋檐下,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抗战前,年轻的华罗庚因数学家、名教授熊庆来的推荐,得以在清华大学工作和学习,由此认识了在清华执教的闻一多。他读过闻一多把黑暗的中国比作“一沟绝望的死水”(《死水》)的诗,读过诗人“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静夜》)的名句,这些诗句都曾在华罗庚的心头产生过强烈的共鸣。华罗庚是那样敬佩闻一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过那时我只是无数仰慕先生风采的青年中的一个”。但要谈及二人的“亲密接触”,还要说是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北大、清华和南开内迁,三所大学于1938年4月4日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两人随学校的搬迁来到昆明。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闻一多举家移居到昆明北郊的陈家营,华罗庚则全家搬到离城较近的黄土坡。不久,华罗庚租住的房屋遭空袭被毁,无家可归。闻一多听说后,主动邀请华罗庚与他家同住。这样,闻家八口人和华家六口人就同挤一室了。闻一多家的住房并不宽敞,两家当中只好用一块布帘隔开,就这样开始了两家人都终生难忘的隔帘而居的生活。

  在此简陋的环境中,闻一多埋头搞“槃瓠”(泛指他当时从事的古代神话传说的再建工作。“槃瓠”本身属于古代神话中关于人类产生的传说),华罗庚则潜心钻研数学。他俩不顾条件的简陋、生活的动荡,一心扑在学问上,最终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闻一多写成了《伏羲考》,华罗庚也完成了《堆垒素数论》。后来,华罗庚特地写了一首七言小诗《挂布》,真实纪录了他们两家那段日子的生活:

  挂布分屋共容膝,

  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

  专业不同心同仇。

  这首小诗明白如话,幽默风趣,是两家共患难的真实写照,真挚的情谊、豁达超然的人生态度跃然纸上。诗中也反映了我们民族所遭遇的苦难,表现了中国人的抗日决心。

  闻一多虽然是名教授,但他同所有国难当头的普通人一样生活窘迫,拿的薪水让一家八口人糊口都不够。于是他先在中学里兼课,后来又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在昆明街头挂牌治印,补贴家用。但他不金钱至上,不趋附权贵,真正做到了“贫贱不能移”。对一些附庸风雅的官僚送来象牙请他治印,他都一一回绝;而对朋友却是无限情深,无比热情真诚。他曾主动为华罗庚刻了一枚印章,在正文“华罗庚印”四个字外,还在边款上用刀轻浅取势、生动流畅地刻下了言简意深的“说明”:

  甲申(1944年)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

  顽石一方,一多所凿,

  奉贻教授,领薪立约,

  不算寒伧,也不阔绰。

  陋于牙章,雅于木戳,

  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短短40字,五句同韵,俗雅结合,亲切自然,以谐写庄。这其中既有印章材质的介绍,又有刻石功用的说明,夹叙夹议,表达了诗人礼轻情重的赤诚之心。这则铭文记载了这一段印章缘,意味深长,使数学家久久难以忘怀。后来华罗庚在一篇纪念文章里回忆道:“一多先生治印是为了生计,可是却精工镌刻了图章送给我,这是他的完美的艺术的纪念物,也是他对朋友的真挚情意的宝贵凭证。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着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纪念闻一多烈士八十诞辰》)

  经过血与火的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然而人民所盼望的和平并未如期到来。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疯狂策划反人民的大内战。走出书斋的闻一多也在民主运动的洪流中不断成长,从一个单纯的诗人、学者成为一名英勇无畏的民主斗士。正如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当时华罗庚应邀正准备去苏联访问,他关切地对闻一多说:“一多兄,情况这么紧张,大家都走了,你要小心才是!”“形势越紧张,我越应该把责任担当起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难道我们还不如古时候的文人?”闻一多从容不迫地回答道。后来华罗庚从苏联回国作了一场访苏报告,受到闻一多的称赞:“你对苏联情况介绍得很详细,很好,这对当前民主运动的发展也很有好处。”华罗庚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交谈竟成了他和闻一多的诀别。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民主人士李公朴的大会上,闻一多拍案而起,当场怒斥捣乱的国民党特务,发表了义正辞严的即兴演讲(即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当天下午就惨遭暗杀,年仅47岁。

  当时,华罗庚离开昆明不久,正在由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当从报纸上得知这一噩耗后,他悲痛欲绝,挥泪写下了《哭一多》:

  乌云低垂泊清波,

  红烛光芒射斗牛。

  宁沪道上闻噩耗,

  魔掌竟敢杀一多!

  诗中“红烛”(闻一多的诗集名),一语双关,既是对闻一多作为诗人的高度评价,更有对烈士精神的深情讴歌。这首爱憎分明的小诗,先以景衬情表哀悼之意,后直抒胸臆叙控诉之情。相信大家读后都会为他们彼此之间至深的情谊所感动。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的光辉形象,一直铭刻在华罗庚的心里,使他终生难忘。30多年后的1979年,华罗庚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纪念闻一多烈士八十诞辰》一文中充满深情地说:“作为一多先生的晚辈和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现在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来完成一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竟之事业。”文章最后又赋诗两首(《报先烈》),表达了他对闻一多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

  闻君慷慨拍案起,

  愧我庸懦远避魔。

  后觉只能补前咎,

  为报先烈献白头。

  白头献给现代化,

  民不康阜誓不休。

  为党随处可埋骨,

  哪管江海与荒丘。

  华罗庚与闻一多的交往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他们的友谊是数与诗的交融,是情与义的结合。他们为年轻学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是留给我们后人的一份永远的精神财富。 (出处: 《文史月刊》2007年第1期 )